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實踐中使黨和紅軍受到極大的損失，共產國際也對李立三的錯誤方針提出了批評。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回國後，與瞿秋白一起，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在中共中央結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曾參加這次全會的聶榮臻以後回顧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立三路線”反倒成為以後王明一夥上台的“契機”。
王明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因能說會道，得到校領導的好感。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兼中山大學校長的米夫，為了達到在中共中央內部扶植起一個一切聽命於自己的小宗派的目的，就支持王明等人在學校的所作所為，形成了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小宗派。1929年前後，王明一夥先後回到國內，但並沒有很快居於領導地位，因而對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李立三、瞿秋白等心懷不滿。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經糾正了“立三路線”以後，他們不僅繼續抓住“立三路線”不放，而且把矛頭指向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來等領導同誌，誣指中央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徹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等等，力圖把自己打扮成一貫反“立三路線”的“正確路線代表”形象。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劃下，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發起突然襲擊。在會上王明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害，使黨和紅軍遭到慘重損失，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殆盡，使革命根據地喪失了90%。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曆史證明，如果沒有一個政治上、組織上成熟的黨，沒有一個團結的、穩定的、堅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核心，就不可能從黨的事業發展和黨的長遠利益考慮，提出在革命鬥爭實踐中，選拔、培養和鍛煉黨的接班人問題。這不僅不利於保持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的連續性、穩定性，不利於黨的事業的發展，而且有時甚至會給不成熟或者根本不合格的人提供了掌握中央領導權的機會（如向忠發上台）；更有甚者，甚至會給王明這樣的宗派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使他們的篡權陰謀能夠得逞。
這是一個應當重視的曆史教訓。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以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翻雪山，過草地，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開創了嶄新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麵。毛澤東的領導，經過安理會議、瓦窯堡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不僅為全黨所承認，也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一個成熟的穩定的能夠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終於在遵義會議以後真正形成了。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空前成熟、團結和統一。大會正式選舉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大會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列入了黨章，使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在中共七大上，也標誌著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重要地位的形成。劉少奇同毛澤東一樣也是湖南人，早年曾在長沙讀書。有意思的是，當年長沙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各校學生之間來往頻繁，而劉少奇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接班人，當年與毛澤東並不認識。
劉少奇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員。1922年回國以後，8月，被黨組織派回湖南工作。毛澤東這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即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長沙市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的一間小房子裏，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見麵。從此，兩位偉大的革命家開始了長達40多年的共同合作奮鬥。9月毛澤東委派劉少奇到安源煤礦開展黨的活動和工人運動。
劉少奇在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中，顯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和高度的組織工人運動的能力，為黨內外所注意，開始成為中共領導工人運動的新秀，地位迅速上升。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開始擔負起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重任。五卅慘案前夕，他前往上海，同其他同誌一起，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的大罷工，掀起了五卅運動的浪潮，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1926年，在他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期間，同鄧中夏等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和武漢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有力地支持了廣東革命政府和北伐戰爭。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的成功經驗，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共順直省委常委、中共滬東區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0年去蘇聯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後，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在工作中抵製和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白區工作錯誤方針。在艱苦的白區工作中，劉少奇注意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指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和策略思想，解決了白區工作中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等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為恢複、發展和重建中共在白區的組織，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黨內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劉少奇的正確主張曾經受到過壓製和批評，但曆史發展證明其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在以後中共指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白區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劉少奇是中共“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