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10月，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甘以前，陝甘革命根據地和陝甘紅軍正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之中。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把陝甘黨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劉誌丹等一大批黨和紅軍的幹部幾乎全部逮捕，其中有的秘密處死。高崗亦被關押入獄。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甘蘇區所屬的保安縣吳起鎮。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就到當地人民群眾中調查了解陝甘蘇區的情況，當了解到劉誌丹等被左傾錯誤路線的推行者關押的情況後，極為重視。毛澤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並立即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安定縣的瓦窯堡，傳達中央要保障劉誌丹等同誌安全的指示，並由王首道接管了被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控製了的政治保衛局，釋放了劉誌丹等一大批被關押的領導幹部。陝甘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獲悉劉誌丹被釋放，奔走相告，欣喜異常。許多幹部群眾都極為高興地說：“毛主席一來，形勢馬上就變了。”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周恩來率領紅軍總部於12月8日來到瓦窯堡，親切接見了劉誌丹等曾經遭到左傾錯誤路線打擊、迫害、逮捕的同誌。
劉誌丹聽說周恩來副主席來看望他，激動萬分，頓時熱淚盈眶，像長期受到委屈的孩子見到了親人一般，一進門就對周恩來說：
“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
周恩來親切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你和陝北的同誌受委屈了！”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受委屈的同誌一一表示親切的慰問，進行了熱情的鼓勵。使這些同誌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親切關懷。
看到這麼多的好同誌受到左傾路線的打擊和迫害，周恩來極為氣憤，他怒斥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左傾幼稚病，竟然冤枉這麼好的一批同誌。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2）
劉誌丹說：“中央來了，今後事情就好辦了。”他的話，反映了被迫害過的同誌的一致心聲。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劉誌丹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瓦窯堡警備司令員等重要職務，表示了對劉誌丹的高度信任。其他曾遭左傾路線迫害的同誌也被一一分配了工作。
對於這段曆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中，曾經作了記述：“1935年9、10月間，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實行錯誤的肅反，逮捕了劉誌丹等領導幹部，造成陝甘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中共中央到達陝甘根據地後，立即把被捕的劉誌丹、高崗等釋放出來，及時停止和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從而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
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決策，果斷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的“左傾政治幼稚病”行為。挽救了陝甘的黨組織和紅軍，挽救了陝甘根據地，也挽救了劉誌丹等一大批幹部的生命。
1936年春天，在紅軍東渡黃河，進軍山西的戰鬥中，擔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兼北路總指揮的劉誌丹，在戰鬥中身先士卒，英勇犧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紅軍指戰員繼承劉誌丹的遺願，奪取了東征的勝利。
本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對劉誌丹都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認為他土生土長，聯係群眾，具有高度的黨性原則和崇高的革命品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北群眾領袖。然而，劉誌丹卻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斷肝腸。但是，劉誌丹的犧牲，卻為高崗提供了一個機會，他開始以陝北黨和紅軍的“代表”自居，抬高自己的身價。
抗戰爆發以後，高崗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後，被中共中央派赴東北，曆任北滿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1948年底，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林彪，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率領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高崗於1949年後相繼擔任了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這時起，高崗開始獨攬東北地區的黨、政、軍大權，個人野心也開始急劇膨脹，利用黨和人民給予的地位，向黨和人民討價還價、要高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由於東北地區解放較早，又是重工業基地，中共中央提名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兼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饒漱石，江西臨川人，生於1903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起任青年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常委、滿洲省委代理書記。1935年赴蘇聯，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在新四軍工作。毛澤東在皖南事變中給新四軍的電報中提到的“小饒”“小姚”（饒的代號），即為饒漱石。
皖南事變中，東南局機關、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損失慘重。饒漱石曾受命代替東南局書記項英，負責東南局工作。在突圍中，饒漱石被國民黨軍隊逮捕，押解途中，他用隨身攜帶的經費賄賂敵軍官兵，得以逃脫。後輾轉到達上海，由中共地下組織護送到蘇北鹽城的華中局和新四軍新軍部。經過審查後，於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中央軍委華中軍分會常委，同年兼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間，得到中共中央代表、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劉少奇的信任。劉少奇奉中央電令返延安時，提名由饒漱石擔任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
當饒漱石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以後，便暴露出來靈魂深處一些腐朽的剝削階級舊意識，心胸狹窄，嫉賢妒能，權欲很重。為爭奪權力，不惜陷害、打擊同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1943年秋，他利用整風之機，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發動對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的鬥爭。以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製度、要趕走饒漱石等種種罪名指控陳毅。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製造輿論，打擊、陷害陳毅，削弱陳毅的威信，圖謀把陳毅排擠走，獨攬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大權。他還將他強加給陳毅的“種種錯誤”電報中央，要求中央派其他軍事幹部到華中代替陳毅。此事在新四軍曆史上被稱為“黃花塘事件”（因當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駐地名為黃花塘）。
1944年，中央電令陳毅到延安參加整風。毛澤東曾致電華中局指出：陳毅同誌過去在閩西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主持爭論的錯誤並非屬於總路線性質，並且早已解決，不應再提；又指出陳毅同誌在內戰時期是有功勞的；還指出黃花塘陳、饒爭論亦僅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要華中局結束爭論，加強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