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內閣辭職後,繼任的新首相石橋湛山於1956年底就職伊始,便在中國問題上表示,要盡可能地促進同中國的經濟關係。但又說,日本同中國的關係要同美國進行協商,暗示了日本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難度。新任外相岸信介說得更直截了當:日本隻有在聯合國和美國承認中國之後,才能考慮承認中國。
盡管當時恢複兩國邦交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石橋開始執政時,還是想把中日民間的經貿、文化、藝術、體育和衛生等交流搞得更活躍一些。不幸的是,石橋入主首相官邸僅兩個月,就因病辭職了。
岸內閣逆行,引出政治三原則
岸信介繼任首相後,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又是訪問台灣,又是阻撓、破壞中日民間貿易、人員交流,采取了一係列惡化中日關係的步驟,導致兩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在1958年以後一度中斷,使中日關係出現很大的困難。
在此背景下,中國方麵於1958年7月提出了中日關係史上有名的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
1.日本政府不能敵視中國;
2.不能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
3.不能阻礙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逐步發展。
中國政府提出這個“三原則”旨在敦促日本政府改變追隨美國、親蔣、反華的政策。這是總結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發展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指出中日友好和恢複中日邦交的障礙是日本政府,中日兩國人民要求友好和複交的願望和行動的目標應集中到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反華政策上來。這是解決中日關係問題的正確途徑。
當時,周恩來總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日關係的症結所在。他說,“中國政府並不敵視日本,並且承認日本的存在,高興地看到日本人民的發展,如果雙方進行談判,當然以日本政府為對手”,“但是日本政府對中國並不如此,不承認新中國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敵視新中國,承認台灣,說它代表中國。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國為談判的對手”。又說,在鳩山、石橋兩屆內閣期間,中國方麵曾做了積極的努力,從民間入手,以“漸進積累”方式改善兩國關係,但這一方式被後來的岸信介政府破壞了。中國從這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改變了支持民間協定的態度,主張應該由兩國政府做的事,必須通過政府來解決。
作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引申,中國政府又提出了政經不可分原則。這個原則同樣是在岸信介內閣執政時期提出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中國政府提出政治三原則後,日本國內要求改善日中關係的呼聲高漲,岸信介政府受到很大壓力。但他又不願放棄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為欺騙輿論,緩解壓力,並撈取經濟實惠,他提出了所謂“政治經濟分離”的原則,作為權宜之計。
岸信介政府此舉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政府的反對。1959年3月,周恩來總理會見淺沼稻次郎率領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指出:
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還是采取遠親近攻的政策,我們不會上這個當……杜勒斯說他敵視中國,就不和中國做買賣,要禁運。他是反動頭子,但是表裏一致,他的話是合邏輯的。岸信介就不是這樣。他一麵在政治上敵視中國,但經濟上又要做買賣,這是不合邏輯的。他並不是不講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敵視中國,在敵視中國、阻撓中日關係正常化和陰謀製造“兩個中國”的情況下,就無法恢複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
周總理這番話深刻揭露了岸信介政府所謂“政治經濟分離”原則的實質,明確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
同年,《人民日報》多次發表社論,對岸信介政府這個“政經分離原則”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獨立國家,可以一麵聽任另一個國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敵視自己,一麵又同這個國家發展經濟和文化關係”,指出“就是岸信介本人,也從來沒有把政治和經濟分開過。他的所謂政治和經濟分離的原則,就是他處處屈從美國和一貫敵視中國這個最大的政治的具體體現”。
開廖、高貿易,迎來半官半民交流
1960年7月,岸信介內閣在日本人民聲勢浩大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浪潮中倒台,池田勇人內閣成立,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池田上任伊始就公開表示,“對中共的政策,未必與美國采取同樣的態度”,“要采取向前看的態度”,“逐漸改善日中關係”。
池田內閣成立後一個多月,周總理會見來華訪問的日中貿易促進會常務理事鈴木一雄等人時,重申政治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同時提出了中日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
周總理說,中日貿易三原則是從同岸信介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過去中日雙方曾經搞民間團體協定,想通過民間協定發展中日貿易。岸信介時期,證明這種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認、不保證民間協定的實施,並且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來破壞它。我們不能容忍這種行動,隻好將中日貿易來往停了兩年半。根據中日兩國人民的願望,中日貿易如能逐漸恢複,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但是,池田政府的態度究竟如何,我們還要看一看。
池田政府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有限地調整了對華政策,在改善、發展中日關係方麵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步驟。他不僅批準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時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為擴大中日貿易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還積極支持自民黨內主張同中國發展關係的元老鬆村謙三和高石奇達之助、岡崎嘉平太、古井喜實、田川誠一等政治、經濟界人士改善日中關係的努力。
周總理抓住機遇,因勢利導,終於使中日關係出現了生機。1962年秋天,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同鬆村一行促膝長談三次,就以“漸進積累”方式、在“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達成共識。同時,就擴大中日貿易問題,確定了以下原則事項:(1)以貨易貨;(2)綜合貿易;(3)延期付款;(4)長期合同(為期五年)。雙方商定由廖承誌和高石奇達之助負責協商落實這些原則事項。
緊接著,高石奇達之助率包括22家大廠商代表在內的大型代表團來訪北京,同廖承誌為首的中方代表團就落實周總理與鬆村會談確定的原則事項進行商談,並順利地達成一致,於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誌、高石奇達之助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這個長期綜合貿易亦稱備忘錄貿易,後來又被稱為“廖·高備忘錄貿易”,簡稱“LT貿易”(L為廖字發音第一字母,T為高石奇發音第一字母)。這個貿易簽署後,中日雙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麵聯係人為廖承誌——鬆村謙三,經濟方麵聯係人為廖承誌、劉希文——高石奇達之助、岡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誌辦事處,設在外貿部內,負責人為外貿部部長助理劉希文,具體業務由外貿部主管局處理。日方成立“日中綜合貿易聯絡協議會事務所”,亦稱“高石奇辦事處”,高石奇任該聯絡協議會會長,背後是日本通產省。而中國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的主管官員都參與了備忘錄貿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