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經刑滿，而且已經分配到我們單位裏，我們就有責任關心你，幫助你。”徐主任說道。
“這麼多年，第一次有人給我送月餅！”陳伯達的眼眶濕潤了，話音顯得激動，“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關心！”
“這月餅是軟的，適合老人吃的，還有魚、蘋果，祝你過一個愉快的中秋節！”
“太謝謝了，我實在心中有愧！”
言談之中，陳伯達完全正常。他說：“我過去歸公安局管。他們常來，所以我認得他們。自從歸你們管以後，你們一兩個月來一回，加上我記性又差，連自己的領導都不認得了，太對不起了。”
“最近身體好嗎？”徐主任問。
“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陳伯達一邊說著，一邊大笑。
“最近在家裏忙些什麼？”徐主任又問。
“我在研究《本草綱目》《易經》，也常看《詩經》。”陳伯達說，“我小時候念私塾，讀四書五經。不過，老師教不了《易經》，就沒有教。所以，現在我看《易經》。另外，還練練字。”
陳伯達朝書桌指了指。葉永烈走過去，把桌上的條幅拿出來，給大家觀看。陳伯達寫的，大都是《詩經》《論語》上的句子。
陳伯達的字，寫得端端正正。葉永烈忽然發覺一個奇怪的“規律”，說道：“你每一次寫字，總是把第一個字寫得很大，然後越寫越小！”
陳伯達哈哈笑了，說道：“我上了年紀。寫第一個字時，精力充足，所以寫得大。寫到後來，沒有力氣了，所以越寫越小，‘虎頭蛇尾’！”
陳伯達寫的條幅，差不多都署“仲晦”兩字。我問“仲晦”是什麼意思。陳伯達答道：“這‘仲晦’，不算正式筆名，是我寫字時用的，從50年代起，我給別人題字，落款總寫‘仲晦’，‘仲’與‘伯’相對，‘晦’與‘達’相對。”
陳伯達說著，從書櫥裏拿出刻著“仲晦”兩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
“陳老，你給我們單位也留點墨寶吧！”徐主任說。
“墨寶？我的字很蹩腳，算不上‘墨寶’。”陳伯達答道，“如果要寫的話，我就用《詩經》中的一句話，表示我的心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會變得沉重，就會‘戰戰兢兢’。”說到這裏，陳伯達的神情，變得十分嚴肅。
當客人們告辭時，他站了起來，緩緩地移動著腳步，稍稍彎著腰，為客人們送行。
徐主任說：“過些日子，再來看你！”
陳伯達送走客人，回過頭來，又在沙發上坐下，繼續跟葉永烈談他的曆史。葉永烈的錄音機不斷錄下他的談話。
葉永烈知道陳伯達是很不喜歡拍照的人。這一回，葉永烈拿出照相機給陳伯達拍照，他沒有拒絕。這樣，葉永烈很順利地給陳伯達拍了十來張彩照。
陳伯達不分寒暑，總愛戴著帽子。上一回葉永烈給陳伯達拍照，他也一直戴著帽子。葉永烈曾請陳伯達摘下帽子，他不肯，並且說他過去拍照，都戴著帽子。這一回，葉永烈再三請他拿下帽子，他答應了。其實，他並非禿子，隻是平常怕感冒，熱天也戴帽子。
陳伯達居然戴好老花眼鏡，拿起茶幾上的《人民日報》，擺好姿勢，讓葉永烈拍照。葉永烈趕緊抓住機會拍照。
葉永烈請陳伯達題詩送他。陳伯達用《論語·述而》中的《楚狂接輿歌》相贈：“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這句詩，十分恰當、確切地表達了悔過自新的心態。
一直談到暮色降臨高樓，葉永烈向陳伯達告辭。
臨行，葉永烈問陳伯達有什麼事要他辦？陳伯達說，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過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經沒有這本書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書，請把書中的《論譚嗣同》一文複印送他——因為他手頭雖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務社出版的《論譚嗣同》單行本，但是印錯之處太多，何況此文收入文集時，他又作了相當多的修改。葉永烈答應了回上海之後查找《真理的追求》一書，盡快把複印件寄給他。
不料，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漫長的一生便畫上了終止符。
葉永烈給陳伯達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後的照片。
陳伯達凝固在葉永烈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後的聲音。
陳伯達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