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道，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
本社記者從有關方麵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猝然病逝，這一年間著名紀實文學作家葉永烈曾多次在北京訪問了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星期——9月13日，陳伯達還跟他談了一下午。葉永烈曾這樣敘述那次會見：
那天天氣炎熱，葉永烈穿著短袖襯衫，走上六樓已經出汗了。輕輕叩門。有人從門內窺視鏡裏看了看他，迅即開了門。那是他的兒媳，認得葉永烈，她和丈夫——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一起，照料著陳伯達的晚年生活。
進屋之後，葉永烈發覺所有的窗都緊閉著，很悶。可是，陳伯達內穿長袖襯衫、衛生褲，外穿藏青嗶嘰中山裝、藍長褲，草綠色襪子，圓口黑布鞋，甚至還戴一頂藏青嗶嘰帽。他跟葉永烈，仿佛差了一個季節！
葉永烈在他的書房裏坐定。那裏放著一對沙發，鋪著墨綠色的地毯，寬大的書桌上堆滿了翻開了的書。這裏通常是他會客的地方。對於他的家，葉永烈是熟悉的。有一次談到夜深誤了公共汽車末班車，葉永烈就住在他家。不過，這一回葉永烈發覺，書桌上放著硯台，一大把毛筆，一大堆宣紙。這是過去未曾有過的。
“你在練書法？”葉永烈問他。
“嗯，鍛煉鍛煉身體。”陳伯達用一口濃重的閩南話答道。說著，眉毛一揚，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長，彎彎地垂了下來。
當時，他完全正常，毫無病態——正因為這樣，他在一個星期後突然去世，使葉永烈頗為吃驚。
如果說病，陳伯達倒是有一種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過，隻是對近事健忘，而對年輕時的經曆記得清清楚楚。他甚至連常來給他看病的醫生也不認得。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葉永烈問陳伯達。
“哦，上海的葉永烈。”他倒認出葉永烈來了，說道，“我的那篇小說《寒天》，是你幫我找到的！”
陳伯達提及的小說《寒天》，是他21歲時寫的，發表於1925年1卷9期《現代評論》，是他一生中寫的惟一的小說。陳伯達曾托葉永烈尋找，葉永烈在上海幫陳伯達查到了。大抵因為午睡剛剛醒來，陳伯達的情緒很好。葉永烈請陳伯達回首往事，陳伯達一樁一樁地談著，記得十分清晰。
陳伯達說自己的母親是福建崇武縣獺窟人（怕葉永烈聽不清楚地名，特地寫下“獺窟”兩字）。陳伯達說：“小時候，我按我們當地的習慣，母親叫娘，祖母叫阿媽。”說到這裏，陳伯達大笑起來。陳伯達記得，鄭成功當年收複台灣，是從崇武下海的。
陳伯達說年輕時喜歡寫詩。曾寫過一首長詩寄給郭沫若，郭沫若幫陳伯達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長詩未發表，原稿已無從尋覓。
陳伯達向葉永烈講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經過。
陳伯達回憶起自己的初戀，跟諸有仁的認識過程，赴蘇留學的經過。
陳伯達談了從蘇聯回國後，怎樣在天津被捕。
陳伯達談及怎樣和黃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見麵的經過。毛澤東怎樣幫助他修改《評〈中國之命運〉》《中國的四大家庭》。
陳伯達談到了田家英、孫維世，談到了張貞、李大章、王若飛、張申府……
談興正濃，忽然聽見一陣叩門聲。陳伯達的兒媳領著三位客人進來。
為首的一位幹部模樣，穿一身淺灰色中山裝，身材壯實，50多歲。他手裏提著兩盒北京“稻香春”月餅。
他的後麵是一位穿連衫裙的青年婦女，秘書模樣，手提一袋蘋果。
最後一位是轎車司機，手提一隻塑料桶，幾條活魚正在桶裏甩著尾巴。
“陳老，明天是中秋節，給你送月餅！”領頭的那一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說道。
“為什麼給我送月餅？你是哪裏的？是醫院裏的？”陳伯達覺得奇怪。陳伯達的奇怪，引起來訪者的奇怪。
“陳老，我們來過好多回，你怎麼不記得啦？”那位女的說道，“每個月，是我給你送工資。他是你的領導，也跟你見過好多回。”
“見過八九回了！”原來，來訪者是陳伯達現在所在單位的主任，姓徐。他對陳伯達說，“去年十月，你刑滿時，分配在我們單位裏。當時，我還在你刑滿儀式上發表了講話，你不記得了嗎？”
“真該死，真該死，我把‘頂頭上司’都忘了。”陳伯達一說，大家都笑了。笑罷，他正色道，“我上了年紀，記性不好，請你們多多原諒。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餘的人。你們為什麼還給我這樣的人送月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