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斷把自己的思緒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顫，仍能握管著文。雖然正在服刑期間的他，無法發表他的文稿，他卻還是在那裏寫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排印出來，在一定的範圍內分發。這些印出來的文章，除了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外，沒有注明什麼單位印的，也沒注明印數和分發範圍。
不過，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紙，十六開，大字仿宋體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機關所印，是在相當高的政治層次中分發。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5）
他的這些未曾公之於世的文稿，充分體現了他獨處高樓時的思索：
1982年1月，《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
1982年3月，《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
1982年5月22日，《求知難》；
1982年6月22日，《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筆記）；
1982年9月18日，《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評四人幫雜記）》；
1982年9月25日，為上文寫了《附記》；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為二（讀書筆記三則）》；
1983年3月23日，《“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
1983年，《〈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關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
1983年9月，《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幹問題》；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轉變進行搏鬥——電子學革命問題雜綴》；
1984年6月26日，《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東來記——利瑪竇〈中國劄記〉和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二書述略》；
1985年6月17日，《讀書四記》，即《辯證法和理性》《略說“尺度”》《關於唯意誌論、反理性主義、直覺主義、實用主義等等》《記黑格爾、恩格斯、列寧談形式邏輯》；
1986年1月，《長思》；
1986年春，《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
1986年11月4日，《農業合作化的若幹材料》；
他也寫了一些曆史事件的回憶。
他一般先寫草稿。從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畫畫，刪刪改改，畫滿各種修改記號。改定之後，他再整整齊齊抄寫一遍。保持著以往的寫作習慣。
他用藍色圓珠筆，寫在北京市場上供應的那種綠格400字稿紙上。文末簽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並不意味著是這一天寫的。有的文章幾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萬字。他的字跡清楚，容易辨認，簡體漢字中摻雜著許多繁體漢字。
陳伯達的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靈氣，那種犀利的文鋒，過多地引述經典著作，但是作為80老翁，思路還是頗為流暢的，觀點頗有見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從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後寫的。他的思想沒有停留在不斷的自我譴責或者頹廢鬱悶之中。他把目光從高樓投向遠處。正因為這樣，他連美國新著《大趨勢》《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讀，加以評論。
服刑十八年終於期滿
1988年10月17日，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氣氛。這一天是陳伯達刑滿之日。
這時的陳伯達已是耄耋老翁，體弱多病，在刑滿前已經保外就醫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進醫院。
於是，到1988年10月17日，他的獲釋儀式便在醫院舉行。
上午10時，醫院裏來了許多頭戴大蓋帽、身穿橄欖色警服的公安人員。陳伯達所住的單間病房裏，頓時變得擁擠起來。負責拍照、錄音、錄像的公安人員在忙碌著。
公安部副部長鄭重其事地向陳伯達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85歲的陳伯達坐在病床上麵對錄音話筒，隻是低聲地喃喃幾句，似乎並未對刑期的結束表現出過分的高興。
接著，宣布把陳伯達分配到北京市某單位工作。那個單位的領導人徐主任也說了幾句話。
簡短的儀式，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