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複，要麼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麼“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陳伯達親筆寫下的回憶，有這樣一段：
回北京後，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寬恕。晚上，打電話到毛主席處，想求見他。過了一會，毛主席的秘書回電話：毛主席剛開完會，很疲乏。當然，我不好——再求。打電話給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歐（應為曹軼歐，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當打電話給恩來同誌時，周恩來同誌的秘書要我稍等。不一會，周恩來同誌來接了。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周恩來同誌不因為一個人犯過錯誤，遇到困難，就加以鄙棄，卻是給以希望。我想，這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的道德。
回北京後，有幾個晚上，在郊外散步，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悶。後來，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國慶節將到，怕遇見外國人……
“遇見外國人”怕什麼？何況又是晚上，又是郊外，會“遇見外國人”嗎？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陳伯達在他的手稿中，繼續寫道：
從此，即禁閉在自己家裏，開始，整本參考消息（即通常所稱《大參考》）還給，以後也不給了。
有跡象，是要逮捕送監，我感到絕望，托那位管藥的同誌：在要實行逮捕時，請他設法把一批安眠藥給我。我這樣一說，他不願意出事，把藥都退給醫務所了。
我的確不想坐自己的監（此處“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伯達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擁有三輛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雲也被拘押。
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製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後，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雲譎波詭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在秦城監獄過著“特殊囚犯”的生活
陳伯達過著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這般，他度過了漫長的10個月又25天。
日曆翻到震驚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陳伯達吃了安眠藥，正在夢鄉漫遊。淩晨1點55分，一架編號為“二五六”的三叉戟飛機，由中國境內越過中蒙邊界四一四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沒多久，這架飛機的蹤跡從中國空軍的雷達熒光屏上消失。
飛機上坐著誰？中國方麵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群，他的兒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
那架飛機越過邊界之後，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來通過長途電話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了緊急情況，並發布命令：
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
知道那架飛機“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發來的報告。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清晨至14日下午之間，已經被軟禁了10多個月的陳伯達受到了密切注意——盡管他對廬山會議後的林彪情況一無所知。
9月13日淩晨，安眠藥的藥力已經發作，陳伯達剛剛迷迷糊糊入睡，突然聽見有人大聲地在喊他，那聲音是陌生的。
陳伯達吃力地睜開惺忪睡眼，看見幾個穿著軍裝的彪形大漢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發生了什麼事，不由分說，兩個大漢像抓小雞似的，一個夾著他的一隻胳膊，把他從床上拉起，塞進了汽車。
汽車出了北京城，奔馳在郊區的公路上。
淩晨，汽車馳抵一個高牆包圍著的地方。當時陳伯達並不知道這裏是秦城監獄，但是他下車一看，便明白他落到了什麼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