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以“中央文革”組長的身份，給清華大學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電話。電話記錄迅速被印成傳單，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當時的傳單原文：
陳伯達同誌與蒯大富同誌通電話記錄
第一次通話：1967年1月22日淩晨2時50分。
陳伯達同誌：我是陳伯達，我和你講一件事，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清華“井岡山兵團”，你知道嗎？（答：知道。）你們態度怎麼樣？（答：準備退出。）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組作對！康生同誌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中央信任的。（此時由於話聽不清楚，即由陳伯達同誌口授，關鋒同誌講話）怎麼樣？你們能說服他們嗎？（答：能）如果不能說服則開除，你們這樣幹就等於與中央文革小組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康生同誌一直是反對楊獻珍、反對林楓的（林楓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你們的矛頭完全錯了。紅戰團（即中共中央黨校紅色戰鬥團）是反動的，不能和它聯係。
關鋒同誌講：那天談話（指1月20日淩晨康生、王力、關鋒接見清華井岡山代表時座談）是受伯達、江青同誌委托的。在你們困難時我支持你們，我們不願意看到你們跌倒，願意你們繼續革命，你們不要隨便收攏組織，要保持革命派的純潔性，不然你們的旗幟就會倒下去。以上意見，我們和你們商量。你們自己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不勉強。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話：同日淩晨3時35分。
關鋒同誌：伯達要我補充幾點。你們學校貼了一些攻擊康生同誌的大字報，建議你們挺身而出痛加駁斥！高級黨校的權不能接管，那裏的權在左派手裏。向高級黨校奪權，就是向左派奪權，向無產階級奪權。建議你們撤出！那裏的左派是李廣文、智純、武葆華。你們不要喪失你們的榮譽，要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友。要懂得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的繼續，防止壞人混水摸魚。再說一句，要做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公布人蒯大富
（聲明：此記錄隻有個別字可能有差錯，意思保證無誤。蒯大富）
借助於“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借助於蒯大富作為“喇叭”，隨著傳單的廣為散發，四處貼出“康生同誌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炮打康生同誌，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大字報標語。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撲滅了……
陳伯達保了康生，康生驚魂甫定之後，並不感激“伯達同誌”。這兩位“大秀才”依然在權力分配上明爭暗鬥著，卻又在推行極左路線方麵通力合作著。
又一次鼓吹“公社”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黃浦江畔冒出了一個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了百萬群眾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內中這樣吹噓著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風暴中，舊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們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關，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地平線上，誕生在黃浦江畔，屹立在世界東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後，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資派”們奪權。奪權之後建立的新政權，也將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已誇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義，絕不亞於當年法國的巴黎公社。
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並不屬於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場席卷全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陳伯達便是一位始作俑者，連毛澤東都說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屬於陳伯達。在“文革”中，陳伯達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