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初稿送毛澤東。這時，康生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份大事記，作為附件，一起下發。”這麼一來，《通知》的規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來起草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名以下人員為組員：康生、江青、王力、吳泠西、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這個小組後來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班底。陳伯達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負責起草《大事記》。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各大區的書記也去開會。毛澤東提議，起草小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於是，起草小組的成員們紛紛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名義上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陳伯達、康生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因此起草小組的實際領導權便落在了江青手中。
這時，當年隻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顯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組寫完一稿，即由張春橋派人急送杭州。毛澤東看後加了一些話，派人即送張春橋，由他轉起草小組。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又進行討論、修改，再由張春橋派人送毛澤東，毛澤東又加了一些話退張春橋……王力笑稱張春橋為“秘書長”。隻是張春橋的那位“親密戰友”姚文元此時還被撂在錦江賓館之外，還夠不上“中央級”的“秀才”的資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見毛澤東對《通知》的重視。當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和康生從杭州趕回上海，出席會議。會議開到一半，毛澤東還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話。電話是王力接的。王力聽不清楚，讓吳泠西接，一邊接，一邊記下毛澤東添入《通知》中的話。
《通知》起草完畢，並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亮相，卻由康生帶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怕那裏會“泄密”——讓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廠去排印。
雲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通知》中的點睛之筆是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