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陳伯達是有野心而無主見的“理論家”，這話頗有見地。在30年代，陳伯達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曾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如今卻說“國防文學”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的“理論”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意捏來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自從陳伯達把“文藝黑線”上溯到30年代，於是，所謂“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便成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受到了撻伐。
《紀要》經過陳伯達、張春橋的修改，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親自改了三次。1966年4月10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全國團、縣級黨委。《紀要》不僅成了發動“文革”的重要輿論準備，而且在全黨突出了江青的地位，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奠定了基礎。
在共同炮製《紀要》之後，江青益發倚重陳伯達，而陳伯達也不敢小覷這個當年的藍蘋，對她恭維、恭敬起來了。
起草《五一六通知》
南北對峙，形勢嚴峻。1966年2月，當江青在上海忙於搞《紀要》時，北京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正忙於起草另一個與《紀要》唱“對台戲”的文件。真是曆史的巧合：在上海錦江賓館裏開座談會的是五個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裏討論起草文件的也是五個人！
北京的五個人是彭真、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泠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這個五人小組是1964年5、6月間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意見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麵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
這個小組針對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引起的一場大風波，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人稱《二月提綱》。《二月提綱》的主要內容共六個方麵，其中第四點特別強調，左派學術工作者要“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相互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另外，還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顯然，這些話不指名地批評了姚文元及其同夥。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之後，於2月13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印發文件時，覺得“五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此之前，這個小組一直隻稱“五人小組”。
盡管《二月提綱》在正式發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澤東當麵作了彙報，但毛澤東在不久之後便支持江青的《紀要》，而斥責《二月提綱》為“修正主義綱領”。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1966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準備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據王力對筆者說，他記得，他所擬的《通知》隻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政治局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找“理論家”陳伯達，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的《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一篇大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
陳伯達找了“快筆頭”王力合作。由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兩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寫出初稿。
初稿在釣魚台討論。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即稱《二月提綱》為“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鰍還滑。作為“五人小組”的成員，他參加過《二月提綱》的討論，並和彭真一起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此刻，他一甩袖子，說《二月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提高了嗓門痛斥《二月提綱》。這麼一來，《二月提綱》仿佛隻是“四人小組”的“彙報提綱”，與他無關了。論奸雄，康生堪為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