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你出門時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後不要給我往那裏送衣服！”這時，“陳教員”用很嚴厲的語氣說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麼周到的服務，反而惹他生氣了——因為他在毛澤東麵前是很注意“影響”的！
其實，李景如完全出於一片好意。他在陳伯達身邊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陳伯達常說：“一感冒，就會影響身體。”所以，他整年都戴著帽子，春、秋、冬戴鴨舌帽或幹部帽，夏天也愛戴網眼帽。他理發、洗澡，從不洗頭，怕著涼。頭發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頭屑。他甚至在家裏也戴帽——睡覺時還要戴頂睡帽。起初戴頂破棉帽當睡帽，後來劉叔晏給織了頂毛線睡帽。正因為這樣，陳伯達在種種新聞照片上，總是戴帽的。
陳伯達對於衣著，倒並不講究。平常，穿藍色、灰色斜紋布中山裝。逢“五一”勞動節或“十一”國慶節，要上天安門，才穿料子衣服。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給買的。反正李景如試穿時覺得稍緊一點，給陳伯達穿正好。陳伯達隻有一雙“三節頭”黑皮鞋。要去天安門或者見外賓，便囑咐李景如擦得鋥亮。李景如知道“陳教員”常有稿費收入，經濟上不緊張，勸他再買雙皮鞋，可供輪換，“陳教員”直搖頭。
陳伯達不抽煙。倘若來了抽煙的客人，陳伯達待客人一走，趕緊開窗。他經常喝點葡萄酒。常常腰疼、腿疼。他篤信狗皮膏藥，總叫李景如去買，貼在腰上和膝蓋上。
幾乎沒有什麼業餘愛好，有時練練毛筆字，寫完了就撕掉。他不大願意給人題字，說是“太招搖”。所以他給誰題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誰。
他的惟一愛好是看書。他有好多書。要麼坐在那裏看，要麼躺著看。看到得意之際，往往搖頭晃腦，口中用福建話念念有詞，李景如聽來像唱歌一般，一雙腳有節奏地抖動著。他的床和書桌緊挨著。睡得晚，起得晚。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書、稿，不許別人翻動。
最喜歡去琉璃廠中國書店去淘古書。他坐著小汽車去，停在附近，然後自己進去翻找，不喜歡別人跟著。
他關照所有的工作人員，不論是誰，一接到毛澤東那裏來的電話，無論如何要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覺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聽說毛澤東找他，就會風風火火趕去。
後來，李景如學會了開汽車，當過陳伯達的司機。凡是到毛澤東那裏，他總是說“去勤政殿”。去周恩來那裏，則說“去西花廳”。至於別人，就直說其名，如“去少奇同誌那裏”“去小平同誌那裏”。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澤東去杭州。到了春暖花開，一起回到北京。
他對工作人員的生活很少關心。他所要求的，隻是工作人員如何為他服務。
秘書眼中的陳伯達
陳伯達給毛澤東當秘書，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書。
他的第一位秘書叫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中共江蘇東台縣委宣傳部長。1948年秋，調到馬列學院學習，1952年在馬列主義研究室工作。那時，陳伯達身邊需要一個人收發文件，可能是馬列學院教務長楊獻珍提名，把他調往陳伯達那裏工作。於是，姚洛成了陳伯達的第一位秘書。
姚洛說，那時候的陳伯達，還不是黨國要人，不處於政治的最高層，處於中上層。雖然陳伯達兼著許多帶“副”字的社會職務，但是他主要給毛澤東做文字工作，當政治秘書。
陳伯達寫東西都是自己動手，從不叫姚洛起草。有時，叫姚洛抄一抄。不過，姚洛喜歡寫那種自己“發明”的簡體字，使陳伯達很不高興。比如，姚洛有一回把“黨員”寫成“TO”，因為他把“T”當做“黨”的簡體字。而“O”是圓形，亦即“員”。陳伯達常常挖苦姚洛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陳伯達可用一個字概括：詭！
平素，陳伯達總是擺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小學生”，是“教員”，不是“首長”。尤其是在毛澤東麵前，裝出謙恭的態度。
對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種張牙舞爪的氣勢。可是，他陰陽怪氣，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隻有在他身邊工作多年，才能慢慢看出他為人的詭：
比如，他最關心的，是摸毛澤東的動態。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他都很注意，他總是在揣摩著毛澤東的心思，千方百計迎合毛澤東。看風向，摸氣候，是他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