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是在1948年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據陳伯達回憶，1946年2月，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留學歸來，回到延安。毛澤東發覺，毛岸英在蘇聯多年，對於中國文化曆史的知識頗為欠缺。毛澤東請陳伯達當毛岸英的老師。可是，毛岸英聽不懂陳伯達那福建口音，再說陳伯達正忙於自己的著述，便以“話聽不懂”為理由推托了。陳伯達向毛澤東推薦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家庭貧寒，小時候在中藥店裏當學徒。1937年，不滿16歲的田家英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在延安的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田家英幫助毛岸英學習中國文化曆史知識，慢慢與毛澤東熟悉。
後來，毛澤東身邊需要人幫助料理文件，選中了田家英。這樣，27歲的田家英，擔任了毛澤東秘書。
解放後，田家英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田家英為人正直、磊落。他與陳伯達共事，漸漸看不慣陳伯達之詭，比如，在私下裏，陳伯達向田家英打聽，毛澤東最近在看些什麼書，說過些什麼話——陳伯達為的是摸準毛澤東的思想動向，以便“跟準”，寫出符合毛澤東心意的文章。田家英看不慣陳伯達這種摸行情、探氣候的鬼頭鬼腦的行為。起初，田家英含糊其詞，或者避而不答。陳伯達盯緊了，問多了，田家英忍無可忍，頂了他幾句。於是，陳伯達與田家英的關係到後來日趨緊張。
公務員眼中的陳伯達
接受采訪時，像聊天一樣，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倒是十分逼真地勾畫出陳伯達當時的形象……
李景如到陳伯達家當公務員，是領導上分配去的。剛到他那裏，就遇上麻煩事——他的話很難懂。過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聽懂了。
剛一去，叫他“陳部長”，他很不高興，說道：“我不作興叫‘部長’‘首長’的。我當過教員，你以後就叫我‘陳教員’。”
雖說李景如覺得有點別扭，畢竟是陳伯達要他那麼叫，也就喊“陳教員”。從此，一直叫他“陳教員”。
這位“教員”是吃特灶的。那時，陳家老小及工作人員都吃中南海乙區的大灶，但陳伯達夫婦是吃甲區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區西樓大廳去打飯——他拎著鐵飯盒去，風雨無阻。到了冬天，鐵飯盒外邊罩一個棉套子，以求保暖。
從迎春堂到西樓大廳特灶，大約要走半裏地。從乙區到甲區，要通過崗哨。崗哨很嚴格。李景如雖然一日來回六次經過那裏，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著通行證——一張像公共汽車月票大小的黃色卡片，上麵貼著照片，寫著姓名、工作單位、職務。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大印和楊尚昆的圖章。通行證每月換一次，過期無效。從乙區進甲區時要查看通行證，從甲區去乙區則不查。
特灶的菜譜總是在前一天晚上送來。最初是陳伯達親自點菜。後來由劉叔晏點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他們的脾氣，也就常常由李景如來替他們點。也有時，他們想吃什麼，叮囑他一句。他們一般中飯三個菜，晚飯三個菜，算是吃得省的。早飯一般是饅頭、青菜、豆腐乳加兩個煮雞蛋。
陳伯達喜歡吃海鮮，如魚、蝦、螃蟹、海參，也吃清燉母雞、肉絲炒米粉、青菜之類。不吃黃鱔，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訂了個清蒸甲魚，陳伯達說是“王八魚”，趕緊退掉。
陳伯達總是說，在他家看上去是為他服務，而他是為黨服務，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為黨服務，是很光榮的。隻有得到領導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家服務。在陳伯達這樣的“教育”下，李景如當時工作是盡心盡力的，服務非常周到——因為這是“為黨服務”。
有一回，天涼了，陳伯達要出門時，想起應該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時又找不到。他說：
“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陳伯達走後，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見陳伯達是徒步離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澤東那裏去。李景如怕他著涼，便騎自行車，帶著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澤東住處的電鈴，一位工作人員出來了。
“陳伯達同誌在嗎？”李景如問道。
那位工作人員點點頭。
李景如把毛衣交給了那位工作人員，騎車回去了。
第二天，陳伯達特地找李景如談話，臉色十分嚴肅：“你怎麼知道我在主席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