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的風暴
1967年2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兩旁高大的建築，以及偏遠的四合小院，都搏鬥在怒吼的狂風和嚴寒的襲擊裏。
情景是難忘的：沙塵彌漫著昏黃的天空，太陽像個蒼白的斑點。在灰茫茫的蒼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都豎立結紮著葦席，張貼著兩三米高的大字報、大標語。大字報上的謊言、誣陷、謾罵，滔滔不盡……
馬路上，鄉村小道上，成千成萬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幾十人一夥的，像狂瀾怒濤一樣，在全國各地的城市、鄉村裏遊動著，串聯著，進行著徒步“長征”。
全國各地到北京進行大串聯的人群，胸前掛著毛主席像章，臂上佩著紅衛兵袖章，漫街急匆匆地擁擠著，奔走著。
架著高音喇叭的汽車，時而喊著打倒這個，時而喊著打倒那個，發出尖叫的怪聲，飛也似地往來奔馳而過。
人民日報社大門口，擁擠著一群群人。有幾個青年人，嘶啞著嗓子，激烈地進行著辯論。北京飯店前邊的空地上，一排站著八九個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牌子的幹部，手裏舉著“紅寶書”，一邊低頭“請罪”，一邊高喊“萬歲”！
局勢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亂了。各種各樣的轟鬧聲、口號聲，批鬥會的嚷叫聲，回蕩在城市的上空。各種各樣的新聞、小道消息，到處傳播著。在這裏那裏，人們都在竊竊議論……
“一月風暴”……
“二月兵變”……
“二月逆流”……
這都是為什麼呢？
1967年春天，發生了所謂複辟資本主義的“二月逆流”事件，這是林彪、“四人幫”炮製的迫害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個重大政治案件。其目的是打倒當時抵製他們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譚震林同誌和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同誌，進而打倒周恩來同誌和朱德同誌，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掃清道路。
所謂“二月逆流”的這場大冤案，像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全國。
這場激烈、尖銳、複雜的鬥爭，是怎樣爆發的？如何進行的？它的進程和結局又是怎樣的呢？
1978年12月間，我曾親自訪問過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熟悉這一鬥爭的同誌。從訪問中得知，這場鬥爭發生在1967年早春時節，絕非曆史的偶然。
1966年，在連續發生的政治事件中，特別應當指出的是這年5月16日的《通知》。林彪一夥利用他們在黨內竊取的權力，在《通知》中混淆敵我矛盾，把許多革命幹部都當做“混進黨裏、政府、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鼓吹黨內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製造老幹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們黨、政府和軍隊的各級領導骨幹，當成“繼續革命”的對象。《五一六通知》還任命了以陳伯達、江青為正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所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從此，他們就打著所謂“文革”的旗號，在他們權力所及的範圍內實行反革命的法西斯的血腥統治，把全國陷入他們的白色恐怖之中。
1966年6月2日，陳伯達一夥把持下的《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用《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的聳人聽聞的通欄標題，刊登了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完全是根據康生授意，經過周密策劃出籠的。5月25日下午，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在北大飯廳貼出，立即遭到北大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反擊，半天就貼出了1000多張大字報。他們指出這張大字報，顛倒黑白，其目的是妄圖推翻北大黨委，矛頭指向北京市委。
接著，報紙又相繼發表《歡呼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當晚周恩來總理就派人來到北大，重申中央、國務院關於運動中貼大字報的指示，強調要遵守“內外有別”的原則。康生得知周總理的態度以後，惟恐其反革命陰謀家的麵孔被揭穿，立即背著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等政治局委員，連夜直接把大字報底稿轉給在外地視察的毛澤東同誌，立即決定廣播發表。
大字報一發表，北京市的55所高等院校，立即掀起了揪鬥黨委一二把手的浪潮，許多為祖國做出重大貢獻的專家、教授，被打成所謂“反動權威”，連續被揪鬥遊街，發生了嚴重的迫害事件。
與此同時，6月1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所謂“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號召從上到下展開奪權，猖狂叫嚷：“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要揪出來，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於是，“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形勢，在全國愈加猛烈地擴展開來。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同誌發表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說：“我們熱烈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
但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許多天真幼稚的紅衛兵，被一夥陰謀家、野心家所蒙蔽、所利用，有的人甚至變成了陰謀家的犧牲品。血寫的事實，揭破了陰謀的謊言。後來，許多青年人從欺騙蒙蔽中覺醒過來，日益增多地參加到反對林彪一夥的鬥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