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中央辦公廳派二人來，說審查委員會要他寫自傳，著重談1934年上海青年團被破壞和他當時回到中央蘇區的一段。他答應照辦（為什麼要他著重寫這一段曆史，我們以後將會談到）。
隔二日，中央辦公廳派三人來，要他談自己的曆史，談了一個下午，他們對談話做了記錄。
9月27日，他將寫好的這段自傳送交，並向周總理寫信，談到孩子們反映的中宣部作報告揭批他的事，他寫道：“這個報告既然向學生講了，我是當事人，我向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您寫了信，現在再給您寫這封信，要求給我看。同時，為了自己進一步檢查和核對，要求將我的曆次發言稿和舊中宣部的一些有關文件給我看。我想這個要求是合理的，請予批準為禱。”
然而，周總理也無力回天。
至此，要他交待的三個問題：（1）曆史問題；（2）與嚴慰冰案的關係；（3）思想和工作檢查，都已經做了交待。
9月26日晚，負責看守並管理他的生活的邵××卻向他提出：“（1）寫信給主席，隻能寫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檢討，別的不許寫；（2）要多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別的不許管；（3）孩子們把負責同誌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發言讀給你聽，是不許可的。”
入夜，他躺在床上，卻久久不能入眠，對於這一時期自己的政治待遇，他不計較，以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重。但令人苦惱的是無限期的軟禁，無結論的審查，自己的多次交待和給中央的信卻沒有任何回音。最使人氣憤的是，一個半月以前就向邵××提出要把他中南海原住地的《馬恩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要來，至今沒有同意。這些東西，即使是政治犯、戰犯也可以有，為什麼自己這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要求卻得不到滿足。現在，邵××又提出三條，便是進一步不許他有寫信、思想和談話的自由，不許有申辯的權利。
第二天一早，他向邵××表示：“你昨天提的三條，我堅決拒絕遵守，除非你給我中央的書麵通知。”
他還立即給中央寫了一信，對這種非法軟禁和不公正的待遇表示自己的憤慨，並提出抗議：“我在這裏已被軟禁將近五個月了（5月8日起），我自己要求黨審查我在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嫌疑，至今沒有人來對我說審查結果如何。這種軟禁，是莫名其妙的，是非法的。我在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中，既非主謀，亦非同謀。工作中犯錯誤，亦用不著用軟禁的辦法來處理。”
他的憤慨和抗議在“文革”的狂潮惡嘯中，無疑是一絲微不足道的聲息。“文革”的領導權已經掌握在文革小組的手裏。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已經被破壞殆盡；林彪逐漸取得黨的第二號領導人物的地位，他在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慶祝“文革”大會上聲嘶力竭、殺氣騰騰地喊道：“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八一八”大會以後，紅衛兵響應“造反有理”的號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動，打、砸、搶在全國成風。安兒胡同一號也就不得安寧了，開始接二連三地遭受紅衛兵的騷擾。起初是中南海的幹部子弟，後來又加進了外地串連到京的紅衛兵。他們一來，便將他團團圍住，勒令、質問，要他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用紙簍糊上紙做成高帽子戴在他頭上；用墨汁在他襯衣背上寫“黑幫頭子陸定一”；認為他交待問題“不老實”，動不動使用皮帶往他身上抽……他們還亂翻東西、見著好的，就順手往兜裏塞……
9月28日下午4時許，他又受到一次這樣的騷擾。晚上，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仍然表示願意接受紅衛兵小將們的批判，改正錯誤，同時，“我亦懇求同主席或中央其他同誌麵談一次，得到主席的教導和同誌們的幫助，指出我的錯誤。而且，我的眼睛很壞，寫材料很不方便，見到主席時，麵談我對錯誤的認識，和一些事實的真相，就更方便些。”
他還在信中說：“我從事革命已40多年了，追隨主席亦已20多年了。我年已六十，雖然犯了很多錯誤，我要改正。跌了跤子，我要爬起來，繼續前進，爭取一個較好的晚年，把我的餘生，貢獻給革命，跟著主席幹一輩子革命，直到我還有最後一口氣的那一天！”
他再次寫上那一句誓言：“不能跟著走，爬著也要跟上去。”這是陸定一在安兒胡同一號所寫的最後一封信。
從軟禁到看守所
這是9月的最後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迎來她的17歲生日。
9月30日，國慶節的前一天，上午，安兒胡同一號出現這些日子來少有的寧靜，陸定一坐在書桌前正聚精會神地閱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所要寫的交待材料都寫了，26日、27日、28日連續幾天分別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寫的信也已交看守人員轉送。他滿懷信心地等待，相信他的問題一定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使他很快回到革命的大集體中去。他早就開始讀的《反杜林論》，曾因寫交待材料和紅衛兵的騷擾而多次中斷閱讀。像這樣安靜的時光，可以用來安靜地讀書，是多麼難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