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農村提供的糧食數字，一個是城市需要的糧食數字，把兩個數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夠提供的糧食比需要的糧食差了很多。
陳雲說，我不希望你們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能不能夠養活現在城市人口呢？養活不了。
河南方麵的人還不服，說河南城市人口的糧食還夠吃，自己能夠解決糧食。
與此同時，陳雲還派秘書周太和去安徽阜陽地區了解農村情況，而後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揚州裏下河地區的災情，向他作彙報。
這一帶農村“大躍進”運動中盲幹折騰，加上天災，當時情況是很困難的，周太和一行想在農村吃頓早飯，找了幾個村，都說負責人不在，最後在一個村才找到了幾塊白薯和一點青菜，吃了一餐早飯，這還是比較好的村招待北京來客的好飯哩。至於農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顯然這些地方糧食生產的情況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農村生產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們報告的情況仍有不少的虛誇。
後來發生的情況證明，陳雲當時在河南了解到的糧食問題是十分準確的。河南糧食根本不夠吃，是靠高征購勉強維持的。本來拿不出那麼多，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應，便來了一個“高征購”。征購不到，又來了一個“反瞞產”“反私分”。明明當時的高產是靠政治手段壓出來的，這會搞反瞞產反私分，卻反過來咬一口，說你原來報那麼多，現在征購的時候為什麼少了？就這麼左一個辦法，右一個辦法，一定要人家賣出那麼多糧食來，超過了農民能夠負擔的程度。到1960年秋冬就爆發了震驚全國、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數以萬計的人活活餓死，整個整個的村子死人絕戶。
廬山會議以前，河南糧食問題已經出現，好些地方已經餓死了人。廬山會議後，又大搞反右傾，使問題更加嚴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來揭河南省委的蓋子。陶鑄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說：“在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做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第二是河南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雖然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扭扭捏捏，不忠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錯誤。”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7320斤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於人禍，加上天災，糧食產量連續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9年減產21.2%，人均占有產量433斤，比1957年減少170斤。到1960年5月，糧食問題已經異常嚴重。交通沿線的國家糧食庫存越來越空，到6月上旬，北京市庫存隻夠七天的銷量，天津市庫存隻夠十天的銷量，上海市糧食部門已經沒有大米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過日子，工業基地遼寧有十個城市庫存糧食隻夠銷八九天。糧食調出大省江西，省內南昌、景德鎮、贛州、九江四個主要城市也處於隨調隨銷的危險境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擁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東北三省，都紛紛向中央告急：請給我們糧食！
華中重鎮武漢缺糧，最緊張的時候，糧食隻夠銷三天。武漢鋼鐵廠在饑餓的陰影下，大廠小廠折騰“超聲波”蒸食物，連蒸幾次使體積脹大哄腸胃。就這樣，僅有的糧食供應也不能保障了。省長張體學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淚流滿麵地懇求：“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麼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