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把公開對“大躍進”方針持不同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並在隨後的大規模黨內鬥爭中，又從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在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製“左”的錯誤的幹部群眾慘遭錯誤的批判和打擊，加劇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況。“大躍進”的錯誤繼續發展，最後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大饑荒的發生。
糧食環節欲崩潰，陳雲進口糧食解危
成千上萬的逃荒人群湧向破破爛爛的火車站；火車車頂上擠滿人、車門上扒著人，喘著粗氣，沉重地駛向遠方……
新來的縣委書記到飯館吃飯，抬頭卻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幾個衣衫襤褸、滿臉饑色的孩子站在周圍，木然地盯著他手裏的饃……
這是一部電視劇中給20世紀90年代的人們展示的本世紀60年代那場全國性的大災難的令人心酸的場麵。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從主觀願望出發，從根本上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所必需的國民經濟中的合理比例關係，再加上在農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揮、浮誇風、破壞了農業生產，到1959年初就已經暴露了嚴重問題。從1958年底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就被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所打斷，於是隻好硬著頭皮繼續“躍進”，使勉強維持的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雪上加霜。
繃得太緊的弦終歸要繃斷的。國民經濟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農業，終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首先繃斷了。一場大災難無情地降臨了。
本來，在“大躍進”運動之前，糧食就非常緊張。“大躍進”猛烈擴大生產規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萬工人，大大加劇了糧食緊張局勢。要命的是，糧食生產又受到了嚴重地破壞。
“大躍進”以後並大社、搞人民公社，一個公社幾萬人，生產都沒法安排。幹多少也沒有人管，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被抽走，上山煉鋼去了，成熟的莊稼卻丟在地裏沒有人來收。老百姓諷刺說：“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沒見過這樣種莊稼的。”種麥季節，卻發動群眾深翻地，折騰土地爺，把土壤破壞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風，要用鼓風機來吹，用大電燈來照。這麼種地，到頭來當然不會有什麼好收成。
本來，老天爺還是比較照顧的，1958年算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到頭來卻是增產不增收。到1959年老天爺變了臉，連續三年大旱。
辛苦了一年，收下的糧食，農民卻得不到多少。為了造“大躍進”聲勢，為了不被插“白旗”當右傾，各地都瘋狂地大搞浮誇，衛星放得人頭暈目眩，平常畝產幾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畝產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人民日報》還宣傳小麥總產量已超過美國，一時似乎糧食多得不得了。
中國人從來是省吃儉用的，糧食是寶貝。可是這時各地大搞食堂，為了宣揚食堂優越性，為了突出“大躍進”的成就，居然號召“敞開肚皮吃飯”，拿糧食不當回事。白麵饅頭，頓頓幹飯，吃得有經驗的老農直皺眉頭。
產量是虛的，征購可是實在的。上報產量的時候可以神吹，到征購的時候就得多交糧。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足4000億斤，居然按虛報的7500億斤產量征購，1959年到1961年間征購糧占總產量的比重高達百分之三四十，連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都被國家拿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厲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躍進”最積極的省份，搞公社、放糧食和鋼鐵衛星、反瞞產，都是轟轟烈烈，敢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陳雲到河南搞調查，參觀了“一百五十六項”的重點工程洛陽拖拉機廠、三門峽水庫等，實地了解農業機械和水利的發展情況，以便確定農業特別是糧食前景。當時河南方麵對他聲稱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他們還可以調出糧食。
陳雲反複問他們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河南省當時的生活水平，農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糧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這幾筆賬加在一起，留給農村的糧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總產量減去必須留在農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夠向城市提供的糧食，包括征糧、購糧。然後問他們，現在全省吃商品糧的有多少人？每個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這些人合起來總共需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