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在什麼樣的具體情況下提出“農業學大寨”的呢？
大寨這個山村，在60年代初期便已成為山西省的典型。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陽縣，當時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這四級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成績尤為突出。1963年5月，毛澤東親自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加了批語，把幹部無例外地參加生產勞動的意義，評價為“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1964年5月10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彙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插話說：“農業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同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講話中又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經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農業學大寨”學什麼的問題做了精辟地概括，提出要學習大寨大隊“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第三個五年計劃問題的彙報時又說：農業投資不要那麼多。農業要靠大寨精神。你給他錢，他搞得不好；你不給他錢，反而搞得好一些。農業靠大寨，工業靠大慶。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又說：“農業還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經毛澤東同意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事實清楚地說明，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是經過深思熟慮，並經中央同意的，其原意是要在農村開展一場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運動。毛澤東很重視精神與物質的辯證關係，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變物質，物質可以變精神。農民群眾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力。
回顧毛澤東為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業提出的基本思路，一是建立人民公社的體製，並親自主持製定了有關人民公社的政策《六十條》；二是分析了農作物增產的八個基本因素後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為促進農業技術改造指出了科學的途徑；三是認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為我國的農業現代化指出了方向；四是提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密切聯係群眾，這是使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得以全麵貫徹執行的保證；五是學習大寨大隊自力更生的精神，奮力開展改造自然界的鬥爭。可以認為，這些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對發展我國農業的問題比較全麵的構想。
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
在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時，並未將它與階級鬥爭問題相聯係，廣大幹部和群眾也未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理解學大寨運動。因此，在“文革”以前，雖然學大寨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很不平衡，但運動進行得還是正常的。
1966年“文革”開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把農業學大寨運動引導到“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突出宣傳大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經驗，並在全國各地、各行業推廣，大寨於是成為一個被用來整人的政治工具。大寨由1964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宣傳的“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變為“階級鬥爭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典型”；大寨的經驗從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因地製宜修築“大寨田”、實行精耕細作，被拔高成“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學不學大寨的問題不僅被當做認識問題，學得好不好不僅被當做工作問題，並且被當做立場問題、政治問題。“文革”中出現的理論混亂現象，極左口號，以及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學大寨運動中表現出來。例如：“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隻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等等風靡一時。全國各地到大寨參觀、學習的人如潮水一般。
應當全麵評價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由幾億幹部群眾參加的一場全國性的持久的複雜的運動。我們對它不能簡單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應當以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觀點，對這場運動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
關於對大寨的評價。凡是到過大寨的人，隻要了解到他們從前怎樣戰勝洪災、雹災、旱災，怎樣開山炸石，用雙手把“七溝八梁一麵坡”砌成層層平平展展的“大寨田”，創造出“深耕、深刨、深種”的“三深”法，使缺水缺肥的薄土變成保水、保肥的“海綿地”；登上虎頭山，眺望那長勢喜人的玉米、高粱；再接觸那些憨厚純樸、一心為公的幹部、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變山村麵貌的先進典型。大寨的帶頭人陳永貴當年也是當之無愧的農業勞動模範和黨的優秀基層幹部。
關於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評價。從整個運動看來，有三個內容，從方向上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是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不隨便向國家伸手。當時有許多地方不立足於發揮當地群眾的力量，而偏重於依賴國家的支援。在學大寨的運動中，各地糾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幹部群眾的精神麵貌大變，農業生產也有較大的發展。二是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改變生產條件。全國各級黨委加強領導，幾億農民上陣，幹部帶頭，櫛風沐雨，披星戴月，戰天鬥地，成績是巨大的。運動中搞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後來多年的農業增產都起到了保證作用。三是基層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聯係群眾，不搞特殊化，這種作風也值得永遠保持。運動中“左”的方麵，除了不適當地搞階級鬥爭，傷害了相當一批幹部外，主要的還在於脫離實際去提高所有製的公有化程度，搞“窮過渡”，限製農民搞家庭副業和發展集市貿易等。
還應當注意到，農業學大寨運動雖然後來受到“文革”的影響，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時期對學大寨運動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有些“左”的東西在各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抵製。到1970年9月，經毛澤東同意，由周恩來主持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一麵推進農業生產新高潮，一麵開始糾正前一時期違反政策和群眾意願、任意改變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強收社員自留地等錯誤。1975年9月，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可見毛澤東此時雖然健康情況不好，仍然關心農業學大寨運動。會上宣布，全國已有學大寨先進縣（市）316個，占全國縣（市）總數的13.4%；已有糧食平均畝產上《綱要》（400斤）的縣（市）725個，占縣（市）總數的31.2%。此次會後，全國各地組織了160萬名幹部深入農村進行工作。1976年9月毛主席辭世，12月召開了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到了“文革”的中期和後期，隨著林彪、“四人幫”的垮台和批判、肅清他們的流毒，農業學大寨的方向又逐漸回到促進農業生產方麵來。但是，發展農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農業生產經營體製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農村改變了人民公社的體製，推行了適合我國目前國情的家庭聯產承包製，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很好地發揮，農業生產有了極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