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兒，周恩來總理指出了一條可以稱為大寨模式的道路，這條路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所強調的物質原則根本不同。周恩來說：“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著，周恩來總理又向全國的幹部發出了號召：“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各個事業單位和廣大幹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幾段話，正式宣告高度強調精神力量、極端重視農田基本建設和糧食生產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從此就染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始終沒有露麵。不過在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的四天之後，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主席也以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對大寨模式的態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1964年似乎是頗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矚目的事隻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這一年，中共中央繼續與蘇共中央論戰，在半年內發表了七評、八評和九評，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了這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獨立宣言意義的文獻。這一年，中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著。這一年，中國的工業和農業繼續進行著調整，並且初步從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中恢複過來了。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這一段曆史的平靜的河麵往深處看，就會發現一個七年前便出現在曆史上的大問題再次冒了出來。這就是：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既然大躍進沒有躍上去，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長期發展道路？毛澤東否定了蘇聯的道路，那麼他就必須拿出主張來，拿出樣板來，拿出對這個世界曆史性的問題的獨特答案來。
就在這樣的一年的歲末，毛澤東主席要在自己的71歲生日這一天請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請的有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帶頭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此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各大區的書記。
12月26日臨近中午的時分，陳永貴坐著周恩來總理的轎車，在國務院總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進了中南海。這一天陳永貴在黑棉襖外麵套了一件家裏最好的黑布對襟夾衣，頭上裹著當時供應緊張的肥皂仔細洗過的白毛巾。陳永貴當時很瘦，滿臉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長的皺紋，看上去飽經滄桑。從太行山裏的一個小山溝走到中國政治的心髒中南海，陳永貴用了49年的時光。再過37天，他就年滿50周歲了。
他們到達中南海的時間比預定的早了一點，於是周恩來先帶著他拜訪了1959年接任毛澤東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他們進去的時候，劉少奇正在埋頭讀一份關於“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時竟沒有抬起頭來。
劉少奇那幾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個全國工作會議，製定《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就在那些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曾問毛澤東怎麼講農村方麵的主要矛盾。毛澤東回答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嘛……不要管什麼階級階層，隻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於是，《二十三條》將運動的重點規定為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再一次回答了“誰是我們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南海裏醞釀著一場風暴。
劉少奇埋頭讀材料的形象給陳永貴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們到了以後，劉少奇眼都不抬。”陳永貴在六年後的一次大會上說，“但那時根本沒有考慮中央有兩個司令部。我們到了主席那裏，對我就十分親熱。”
陳永貴絕不是一個笨嘴拙舌的人，可是當他見到毛澤東主席的時候，一時竟說不出話來，隻是咧著嘴笑著，稍稍抬著頭仰視著，兩隻手緊緊握著毛主席的手。毛澤東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活，隻是一個勁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笑。周總理在一旁笑著翻譯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陳永貴聽了立刻又搖起頭來：“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毛澤東說：“大寨搞得好麼。”
毛澤東主席請他的客人們落座，抽煙，吃糖。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不知這次是聽不懂湖南口音，還是不明白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陳永貴沒有否認他“知天命”。
聊了一會兒，服務人員請大家入席。在一間不大的房子裏，品字形地擺了三張桌子。毛澤東坐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就座。在這張桌子旁就座的還有董加耕、錢學森、邢燕子、陶鑄夫婦、羅瑞聊、謝富治和汪東興。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澤東很少見地喝下三杯茅台，大聲說道：
“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毛澤東侃侃而談，眾人都神情專注緊張地聽著。毛澤東似乎察覺到了拘謹的氣氛，就勸大家吃菜。他問身邊的陳永貴：“湖南菜辣啊，習慣嗎？”陳永貴趕緊頻頻點頭。這一餐飯吃了大約兩個小時。
僅就過程而言，這似乎隻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會。它的政治意義在於革命領袖此時忽然從二線露麵，在於他此時此地邀請了什麼人，而不在於席間說了些什麼話。盡管如此，陳永貴還是得到了一條“最高指示”。九個月後，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屆代表大會上，陳永貴作了一個以“四不倒”而聞名的報告，他分別談了條件壞難不倒，成績大喜不倒，災害重嚇不倒，榮譽高誇不倒。最後陳永貴總結說：“我們要牢記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做出一點成績不要翹尾巴，做兩點不要翹，做三點四點更不要翹，翹尾巴不好，不對。”於是，全場掌聲雷動。
毛澤東與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晚年對全國農村發出的號召，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曆時最長的一次運動。回顧和研究這場運動的經驗教訓，是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和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文革”以來，在山西省內推行大寨經驗的錯誤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山西省委已經承擔了責任。就全國範圍來說，主要的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批語同時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確是農業戰線上的先進典型。“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成為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學大寨運動造成了嚴重後果。但是，全國各地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絕大多數在生產上、建設上都是有成績的，有貢獻的。同樣，大寨和昔陽縣的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在農業戰線也做出過貢獻。
提出“農業學大寨”的背景
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不是偶然的。從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由於左傾思想的錯誤指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毛澤東非常關心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但國家又不能以更多資金支持農業。正在這時，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以自力更生精神將“七溝八梁一麵坡”的窮山溝改造成為“層層梯田米糧川”的事跡。一貫認為自力更生是立國之本的毛澤東，很自然地認為大寨的事跡符合他的思想，符合黨的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農民要求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決定在全國農村提倡大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