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無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經過數十年風霜雪雨的實踐和艱苦探索，我國農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終於真相大白，有了公論。過去給鄧子恢戴的“小腳女人”“刮單幹風”“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已被實踐證明是曆史的誤會。鄧子恢在農村工作的幾場大爭論中，始終堅持不惟書、不惟上、隻惟實，無私無畏，敢於從實際出發，長期為億萬群眾利益爭鳴、呐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再度為人們傳誦，而且載入史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正式為鄧子恢平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鄧子恢等同誌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製的觀點……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這是對鄧子恢公正和崇高的曆史評論。鄧子恢離開人世已經23年了，今年8月是鄧子恢延辰100周年紀念，緬懷鄧老的豐功偉績，回顧他走過的坎坷曲折道路，重溫他經受的風霜雨雪，我們深感他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卓越的農民運動和農村問題專家，他的崇高品德和偉大形象將永遠聳立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第三節 陳永貴作客中南海全中國人民學大寨
陳永貴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毛澤東說：“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績麼。”1964年似乎是頗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矚目的事隻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
陳永貴的彙報非常合乎時代精神
昔陽縣最早的共產黨員李一清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他聽說毛澤東主席對昔陽幹部參加勞動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聽了縣委幹部在彙報中談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聽陳永貴一講，這位1927年便在太原進山中學投身革命的老共產黨員似乎重溫了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拚命精神，竟不回武漢，掉頭直奔省會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領導人鼓吹大寨。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昔陽縣委書記，與昔陽的關係稱得上是千絲萬縷，有點什麼事差不多都知道，自然也熟悉大寨。李一清這樣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講了，按說也就足夠了。可是李一清被大寨人的精神感動了，意猶未盡，又跑到北京去講大寨。找了國家計委，找了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又找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196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太原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永貴的彙報。1964年1月，陳永貴奉召到國務院有關部門彙報。陳永貴的彙報毫無八股氣，十分生動，又非常合乎當時的時代精神。在剛剛掀起的“向雷鋒同誌學習”的熱潮之中，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餘名代表彙報。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麵對著萬餘名衣著筆挺的聽眾和台下閃爍的各級軍官的肩章，陳永貴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把爛熟於心的大寨建設史講得眉飛色舞。聽眾們盯著這位不同凡響的農民打扮的大隊書記，隨著陳永貴講的那些新鮮生動的英雄般的故事，時而振奮，時而沉靜，時而發出笑聲。講到精彩處，陳永貴還不緊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廳中靜得連那茶水下咽的咕嘟聲都清晰可聞。
陳永貴著重講的正是在大寨曆史中表現出來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他講合作化，講三戰狼窩掌，講抗災，講三不要三不少，講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講憑著人的誌氣打糧食。他的報告與當時彌漫在全社會的理想主義精神很合拍，大家聽了使勁鼓掌，報告大獲成功。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還播送了陳永貴的傳奇般的講話。節目播出後，中央台收到了13個省市上百封聽眾來信。這些幾十年前的舊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傳達出當時的社會氣氛，傳達出那時的社會輿論對人的誌氣、意誌、幹勁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證明一個學大寨的運動正在自發地形成。
北京郊區的農民邢鳳德在信中寫道：“要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樹立堅強的革命意誌，頑強的戰鬥精神，付出艱巨的勞動。陳永貴同誌說得對：‘世界是人鬧的，山再大，溝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這句話。隻要我們艱苦奮鬥，就能戰勝一切困難。我曾經想過我們隊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畝地，工作有困難，比不了別的隊土地多。這次聽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轉了我的思想認識……我們要學習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陳永貴同誌指出的：‘幹革命就得有幹勁，不能靠國家扶著走。’”
河北聽眾劉致芳寫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聽毛主席的話，長革命的誌氣，奮發圖強，自力更生。這是方向。方向明確了，路就走對了。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國人民的路。”
河北農民馮書範在信中寫道：“起初，我聽廣播後向大家介紹大寨人民的模範事跡，後來幹脆，他們都直接到我家聽廣播。社員趙希讚怕來晚了，每天晚上顧不上吃飯拿著幹糧就往我家跑。我的屋裏每天晚上都擁得滿滿的。白天在生產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為鏡子，對照自己的幹勁和行動。”
廣西大新縣幹部社員在信中寫道：“大寨能夠條條山溝種地，坡坡嶺嶺打糧，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為題的長篇通訊。這篇由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執筆寫成的通訊生動而耐讀，非常引人注目。通訊一發表立刻引起轟動。所謂大寨之路，在宋莎蔭的筆下，就是組織千百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奪取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勝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過的路，最主要的經驗是抓人的思想轉變，樹立集體主義思想，把個人融於集體，克服自私心理。這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通欄標題正是緊緊扣住了革命精神和農村建設這兩個要點，即：“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這是專為《大寨之路》配發的社論。中共中央機關報以最高的規格為這個感染了無數中國人的村莊敲響了鑼鼓。
中國早就需要一個路標式的樣板村了。習慣於大搞群眾運動，擅長於以點帶麵、典型引路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後就該樹立這樣一個樣板，可是這種需要被大躍進掀起的狂熱掩蓋並轉移了。大躍進失敗後，農村究竟該怎麼搞的問題又提上了日程。毛澤東擊退了“單幹風”“三自一包”，開始搜索他中意的典型。顯然，能夠使毛澤東主席動心的典型必須合乎中國革命的傳統，也就是高度發揮人的獻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有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同時又必須能夠成功地解決中國人多地少、一窮二白，除了自己的兩隻手再無所依靠的現實問題。
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到河北邯鄲參加四清工作座談會，停車於邯鄲火車站。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奉命前去彙報工作。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大寨。毛澤東聽了，說：“是啊，我在報上見過文章呀。”說著就叫秘書拿過報紙來看。這時距《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已經將近一個半月，而這份報紙還在毛澤東的專列上。
毛澤東說：“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績麼。”
毛澤東又問陶魯笳：“陳永貴識不識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