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3日，毛主席委托鄧子恢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討論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6日，毛主席聽了鄧子恢的彙報，讚成其意見，7日親自起草《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明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隨後，鄧子恢又率調查組南下，到河南、江西、福建了解中央指示落實情況，並及時向中央寫了報告，深受毛主席讚賞。11月23日，中央在批轉鄧子恢報告的同時，特別指示各省、市第一書記仿效鄧子恢的辦法，率工作組下鄉作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當時，鄧老已成為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榜樣。
鄧子恢依然不跟“風”
這一時期，我國農村經濟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解決溫飽問題成了頭等大事。許多農民對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平均主義”不滿，有的自發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有的推行責任田，有的幹脆分田單幹。這些做法，當時雖然很難被一些領導人所接受，但確實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解決了溫飽問題，深受農民歡迎。長期心係農民的鄧子恢，得悉這一情況後，精神為之振奮，立即派人到安徽淮南調查。他讚賞那裏“五統一”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曾當麵支持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你們的辦法好，我讚成！”
農村經濟形勢究竟如何？怎樣看待包產到戶責任製？當時人們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成了中央機關和各地幹部普遍關注的焦點。既然毛主席讚揚鄧子恢是“農村工作專家”“農村工作要靠鄧老”，於是中央黨校、總後勤部、中央團校等黨政軍機關，都相繼邀鄧子恢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了農村的形勢和問題，明確支持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製，認為它能夠解決農村遇到的暫時困難。
1962年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區彙報安徽包產到戶責任製，鄧子恢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產到戶。鄧小平說過：“白貓黑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鄧子恢表示：“包產到戶是集體經濟管理的一種好形式，能夠調動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有利於克服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是搞好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好路子。”接著，鄧子恢又到中南海見毛主席，詳細彙報中央農村工作部到安徽調查的情況。毛主席不讚成包產到戶。鄧子恢沒有灰心，又再派人到安徽淮北調查。淮南、淮北兩次調查的大量數據均表明：實行包產到戶比上年增產增收，群眾普遍滿意。
事也湊巧，這一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到廣西龍勝縣調查，研究那裏的包產到戶問題，並向中央寫了報告。他們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主席審閱了這份報告，親自寫批語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數語，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鄧子恢感到包產到戶似乎露出了希望之光，於是決定趁熱打鐵。7月份的一天夜裏，他同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人驅車前往中南海，再次向毛主席陳述支持包產到戶的種種觀點，這是一次艱巨的談話，又是談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們才返回萬壽路大院。
鑒於當時黨內高層領導對包產到戶看法有分歧，支持者人數不少，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因此，當有人看到鄧子恢剛從中南海回來時，理所當然打聽毛主席的態度。鄧子恢滿麵笑容，興奮地說：“主席同意試一試。”
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毛主席同意包產到戶可以試一試，這確實是一個好消息。鄧子恢立即布置有關人員準備安徽包產到戶的材料，以便出席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時推薦。有的同誌心有餘悸，勸鄧子恢：待中央明確表態後再提。而他卻毫不含糊地說：“怕什麼，不能為了保烏紗帽，不顧農民死活。為個人得失而不顧群眾利益，那還算是共產黨員？”
8月份，北戴河天氣晴朗、涼爽，中央工作會議如期召開，重點研究舉國上下普遍關心的農村問題。會上，人們對廣東、安徽的包產到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決定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在這事關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關鍵時刻，鄧子恢無疑表現得十分積極、活躍，他大力倡導包產到戶，為實現“試一試”鳴鑼開道。然而，像自然界有不測風雲一樣，中央工作會議的政治風雲也正孕育著急劇的變化，隨時都可能突變。一天，鄧子恢手持包產到戶的材料，滿懷希望去見毛主席。他滔滔不絕地陳述支持推行包產到戶的種種論點和論據。殊不知，毛主席此時已經有了新念頭，原先在中南海還答應允許試一試包產到戶，如今聽了某幾個人的進言，又不同意試一試了。鄧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主席會變得那麼快。他以為是自己的話沒有說透，因此繼續對毛主席做工作，試圖說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維持允許試一試的態度。而毛主席似乎已拿定主意，態度堅定，毫不鬆動。兩人辯來辯去，話不投機，鬧得不歡而散。毛主席很不滿意。
8月6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公開表態：“已經包產到戶的，不要強迫糾正，要做工作。”隨之嚴厲指出：“現在就有鬧單幹之風，越到上層越大。”他批評鄧子恢“很自負，談了半天，就是聽不進意見，還在要求試一試。試什麼！中國農民不是試了幾千年了嘛”！這句反問語，威力很大，說服力很強。是啊，中國農民一家一戶生產，確有幾千年了，結果不好，還試什麼！原先讚成包產到戶的同誌，現在心悅誠服改變態度，稱讚毛主席高瞻遠矚，看得深，確實偉大。
8月9日，毛主席召集中心組成員開會，一開始就問：“為什麼不請鄧子恢同誌來！他不來，我們的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組再增加鄧子恢同誌。”鄧子恢確實倔強，依然不跟“風”。他在中心組發言說：“工業可以搞責任製，為什麼農民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製。”“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製問題，土地仍然是集體所有，隻是超產部分歸社員個人，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分歧在擴大，矛盾在加深，北戴河的政治風雲也在變。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帶頭批判“安徽的責任田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集體經濟”。從而加劇了黨內鬥爭的發展，形成批鄧子恢一邊倒的局麵。
同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又進一步從階級鬥爭的高度繼續批判鄧子恢，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批為“十年一貫製”“沒有辦一件好事”而撤銷了。問題嚴重到如此地步，全是包產到戶引發的，因此人們長期視“包產到戶”為洪水猛獸，談“戶”色變。包產到戶成了“單幹”“資本主義”的同義語或代名詞，人們諱之莫深。
豐澤園裏的促膝長談：“是翻一番，還是翻半番”
然而，包產到戶作為一種經營形式，卻以它特有的生命力潛隱在農村，伺機頑強表現自己，以求東山再起。鄧子恢這位頑強的革命老人，雖然遭受嚴厲批判，失去了農村工作部部長和副總理的職務，但他仍心係農民，堅信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1964年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卻化名為李建中，先後到廣西玉林和桂州蹲點兩年搞四清。這期間，他用保密的方式瞞著區黨委領導，在農村基層暗地裏搞包工到組、包產到戶的實驗。四個試點區的實驗效果都很好，統計表明：那一年的田間管理，是合作化以來管理最及時、質量最好的一年：糧食產量，也是合作化以來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增長37.5%）。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5月“文革”驟起，鄧子恢被迫終止包產到戶的試驗，奉召回京參加運動，接受無休止地批判，但他始終認為“包產到戶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