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毛澤東沒有從根本指導思想上重新考慮問題，對當時錯誤的嚴重性仍然估計不足，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仍然估計過於樂觀。6月29日、7月2日，他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時說：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沒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7月10日，他在廬山會議組長會上又說：經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逐步認識了這些問題，腰杆子逐漸硬起來了。他認為，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在講到團結問題時，他強調要統一思想，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光明，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從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這種估計中，人們可以看出，廬山會議前期確實是想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安排經濟工作，但是，對產生這些錯誤的指導思想沒有根本觸動。這樣，盡管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得到局部糾正，而急於求成的“左”的錯誤根源依然存在。因此，在會議討論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有些同誌不願或不敢從實質上提出批評，真正客觀地研究和總結經驗教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一部分是肯定1958年的成績，第二部分是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提出嚴肅而中肯的批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封信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表達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的意願，也體現了彭德懷對黨和人民的忠誠。7月16日，毛澤東把這封信冠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全體與會同誌。從此，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進而展開了錯誤的批判。廬山會議開始進入後期。
廬山會議上困難的抉擇
彭德懷急匆匆喊來王承光，將思考了一夜的方案告訴他：“王參謀，你是知道的，會議馬上就結束了，可什麼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呀！主席一講話，很多同誌就不敢吭聲了。你想想看，這樣下去會有什麼好處呢？對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樣子麵談困難呀。我考慮，隻有通過寫信的方式和他談問題。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幫我拉一拉初稿。成績可以談，但也要談問題。你看怎樣？”
“彭總，這些問題恐怕不好談吧？信也難寫呀！”王承光很擔心地說，“我看您還是和主席麵談為好。”
彭德懷搖搖頭：“談是要談，怕是談不攏喲！信還是要寫，為談不攏做準備。你就負責起草吧，說重一點，不重不解決問題，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過狂熱性，頭腦發熱嘛，應該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才好。”
“彭總，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
“我考慮好了，你就寫吧，晚上交給我！”彭德懷在多年的戰爭指揮中形成了一種習慣：一旦決心下定，任憑九牛二虎也拉不回。
整整一下午，王承光按彭德懷口授的內容，動筆起草。他寫過不少文字材料，卻從來沒有感到像現在這樣艱難。自從彭德懷視察以來，他就負責整理保存資料，對情況十分熟悉，也正因為熟悉，才深知寫信的艱難。因此，他寫信時將語氣盡量磨得溫和一些。
彭德懷參加了一下午的小組會，他本想也許能在開會時見到毛澤東，結果毛澤東壓根兒沒到會。
晚飯後，他趁散步之機再去找毛澤東，仍然沒有成功。
於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寫信上了。
也就在這當口，周小舟再次來到他的住處。顯然，周小舟是來做彭德懷的“思想鼓動工作”的，勸他找主席談談。
周小舟一進門就說：“彭總，去年的糧食數字的確造了假！”
“為什麼呢？”彭德懷問。
“是壓出來的。一次說糧食數字不落實，第二次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數字，下麵幹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
“為什麼不堅持實事求是？弄虛作假怎麼了得！”
“做不到啊，上麵壓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