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於求成的露頭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在醞釀如何發展我國經濟文化建設問題上，既抱著迫切改變貧窮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同時，又滋長著急於求成的情緒。這集中表現在1956年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和1957年對1956年反冒進正確決策的錯誤批判。而這樣的批判，又直接成為醞釀“大躍進”的思想動員，這就使“大躍進”自然而然地帶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實現。
1955年冬，毛澤東眼看著5億農民即將進入社會主義集體化的現實，懷著一股從來未曾有過的喜悅心情對人說：“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他又說：“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對右傾保守和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內容廣泛、指標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要求糧食、棉花的產量每年應分別以8.7%、10.4%以上的速度遞增，保證1967年分別達到1萬億斤、1萬億擔的高指標。這樣要求引起了連鎖反應：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國務院在北戴河會議所確定的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了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規劃；二是中央各部門召開的專業會議，紛紛按“提前實現工業化”的要求，把遠景規劃所規定的8-12年的任務，提前為3-5年內完成；三是1956年度經濟計劃馬上發生重大的變動，1956年1月10日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所確定的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考慮需要多，而對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條件研究少，安排要求過高過急。要求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5.9%；工業總產值增長19.5%；農業總產值增長11.5%；各項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整個年度計劃被打亂了。
（1）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過多。1956年2月召開全國第一次基本建設會議，將“一五”計劃期間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由原定的694項，增加到754項。同年6月，繼續追加，高達800個，建成項目增加到500多個。相應基建投資猛漲。周恩來說過，基本建設五年的總計劃是427億元。曆來的數字（不算其他自籌資金的基建、國防基建），第一年65億元，第二年75億元，第三年82億元（按國家統計局公布實施結果同上述預算相接近），當時考慮，1956年的基建投資以90億元上下為恰當。但是，1956年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的財經會議，各省市、各部門報來的基建投資總額高達200億元，比上年的88.5億元，增長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預定的112.7億元，盡管從1953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長，收大於支，但也無法承受如此高額的基建投資額。
（2）職工和工資增加過快。1956年全國全民公有製職工數達2423萬人，比上年1908萬人增加515萬人，比原定計劃增加84萬人大大突破。隨著職工猛增，工資總額也相應上升，包括當年調整工資的因素在內，1956年工資總額達137億元，比上年增加37億元，大大超過財政的支付能力。
（3）貸款過多。過去幾年的農業貸款總額為1-2億元，1956年猛增高達19.3億元。同時對手工業合作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貸款9.4億元。這是財政支出的一大突破，為此，隻有動用曆年的結餘款和增發鈔票來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