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說：我覺得恩來同誌在1956年11月二中全會上的基本觀點就是：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這兩句話。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則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打擊群眾的反冒進事件，它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今後還要注意有人要反冒進。
周恩來在19日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23日作關於三峽樞紐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報告之後，又在25日再一次檢討反冒進“錯誤”。他說：“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40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反冒進的“錯誤”主要在於“將一個指頭當做多數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製，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檢討不滿意。他在周恩來檢討後說：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需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這個問題，不是什麼責任問題，也不是總要聽自我批評的問題。在南寧會議我們都聽了，在北京也聽過了。
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迫使周恩來還將在下一輪舉行的中央八大二次會議上，按照毛澤東所主張的“從方法問題上”，即以脫離實際的“多些、快些”的方法為主題繼續檢討。
26日，劉少奇在會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由於以上中共中央召開的多次中小型會議，毛澤東都順利地開展了反反冒進的鬥爭，這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和“大躍進”的全麵發動，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輿論和理論等方麵的準備，全國性的你追我趕、“力爭上遊”的“大躍進”局勢已經形成。可以說，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毛澤東宣布：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
5月5日，作為對全國性“大躍進”進行總動員並對1956年反冒進作正式結論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在開會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作出這樣的判斷：1956年至1958年中國經濟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的經濟建設是高潮和躍進，而反冒進卻使1957年經濟建設出現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經濟建設則是更大的高潮和躍進。為此，被認為應該對1956年反冒進“錯誤”負主要責任的周恩來、陳雲被安排再次在中央黨的會議上進行檢討。
16日是陳雲做檢討。他在檢討中說：對於反冒進，“我負有主要責任，首先是在思想影響上有主要責任”。同時，他還檢討了犯“錯誤”的原因等問題。
17日是周恩來做檢討。他在這次會上的發言稿，是他花了十多天（其中有七天閉門未出，停止了一切對外活動），數易其稿並經過若幹次修改後寫成的。在這次會議前後的一段時間裏，周恩來內心顯得異常苦悶。
據當時的學習秘書範若愚回憶說：“在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對我說，要起草一個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要我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住幾天。回到北京後不久，我就住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去了。”“有一天，周恩來同誌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做‘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他對我說，因為這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隻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5、6分鍾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我發現周恩來同誌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
這一天，周恩來在發言時首先表示擁護大會的各項報告和毛澤東的講話，然後圍繞支持“大躍進”這個核心問題進行檢討，再次承擔了犯“錯誤”的責任，表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接著，他著重檢討了反冒進“錯誤”的性質，深挖了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風方麵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