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象來看，在對《文藝報》的批判上，胡風和運動的發起者似乎是站在同一陣線內。胡風自己也正是被這一表象所遮蔽，才毫無顧忌地慷慨陳詞。然而，胡風完全搞錯了。這場自上而下發動的徹底肅清資產階級思想、使其不再有存在的自由的政治批判運動，實質上是決不允許“混淆”戰線的。胡風在會上的發言，當場就有人起來反駁。到12月8日在文聯作協主席團的擴大聯席會議上，文聯和作協副主席周揚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長篇發言，其中有一部分專門講“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周揚列舉了胡風對民族文化遺產曆來采取“虛無主義”態度，說他貶低《紅樓夢》的積極意義；重提胡風推薦《論主觀》文章，說他狂熱鼓吹“主觀精神”，熱烈崇拜“自發性”，並對舒蕪拋棄過去的錯誤“表示了狂熱的仇視”；指責胡風對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是“把關於文學的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律稱之為庸俗社會學而加以否定”；指責胡風在詩歌形式問題上“販賣他一向否認技巧和反對民族形式的錯誤理論的私貨”；斷言胡風從來不是他所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向資產階級投降和壓製新生力量的“外表的背後”，“胡風先生的計劃卻是藉此解除馬克思主義的武裝！”這一席話，可謂涇渭分明。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這個報告全盤否定了胡風呈交中央的“意見書”，說他很有係統地、堅決地宣傳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報告概述了多年來圍繞胡風文藝思想展開的鬥爭及胡風錯誤思想在各方麵的表現，最後確認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到領導地位，反對和抑製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麵貌來改造社會和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報告認為，胡風思想代表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的攻擊，反映了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由於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群眾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開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更加危險。在上述一係列嚴重判斷下，報告提出了對胡風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進行徹底批判的任務和全麵、公開批判胡風的具體部署。
中共中央當即批準並轉發了這個報告，並在批語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看待。基於這樣的估計，胡風文藝思想中有關促進文學藝術逐漸擺脫革命時期絕對服從戰爭需要的“革命功利主義”，轉向真正按照文藝自身規律發展的理論價值，被完全忽視了。文藝思想和文藝見解問題被賦予了兩大對抗階級嚴重鬥爭的性質。這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在接到胡風“意見書”之後，對胡風文藝思想所作的正式結論。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迅即在全國範圍展開。從中央到地方分別召開作家、藝術工作者、大專院校有關教師的座談會、討論會和批判會；全國報刊集中發表大量文章，形成了對胡風的圍剿。文化界知識界許多著名人士紛紛發言、撰文、表態，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是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文章把胡風“意見書”中反對“五把理論刀子”和改進文藝領導工作的建議，歸結為“反黨、反人民的文藝綱領”；確認胡風所提出的問題實質上“不單獨限於文藝一個領域，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性的問題”；判定胡風的“意見書”是“有一般意義的、思想和行動的綱領”即“一個實際上反對社會主義的綱領”。《人民日報》發表著名人士如此鮮明的權威性論斷，比黨內指示更具有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力。人們已不懷疑這場鬥爭的嚴重性質，但尚未預料到問題一旦超出思想範疇而擴展到政治範疇，鬥爭的方法和手段就失去了任何限製和約束，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國家法製所規定的範圍。
“有罪推定”和政治審判
1955年4月13日，曾對胡風“反戈一擊”的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一文。為了證明胡風當年是充分讚同他的《論主觀》文章的，舒蕪拿出了40年代以來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此事帶有某種偶然性，卻立即受到領導機關的特別重視，指示舒蕪對這些信件加以分類整理，並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開發表，同時還發表了胡風寫的《我的自我批判》。
《人民日報》為舒蕪這些信件所加的分類標題令人觸目驚心，諸如：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製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怎樣一貫反對和抑製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自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怎樣進行了一係列宗派活動”等等。此外還加了許多說明和注解，對信中的內容隨意加以引申。這樣編織在一起的“材料”，似乎可以嗅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舒蕪語），但支持上述斷語的證據，僅僅是舒蕪交出來的34封信件和片斷摘抄。盡管這些“材料”掐頭去尾，支離破碎，具有顯而易見的牽強附會性質，但這種做法還是被作為徹底粉碎“胡風集團”的重要手段。
和發動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一樣，毛澤東一開始就直接介入對胡風的鬥爭。他為5月13日的《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語，將經過編織的“材料”與胡風的“自我批判”兩相對照，得出結論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按語要求所謂胡風“集團”中的人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要求“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強調交出“密信”是“胡風派每一個人的惟一出路”。這樣，就使逼取所謂“密信”、羅織罪名的手段“合法化”了。5月初，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組成胡風專案組，分別到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曆史情況，搜集查抄有關信件。
令人詫異的是，就在對胡風的調查尚在進行當中，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批準逮捕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風，胡風的夫人梅誌也同時被捕。緊接著，全國各地逮捕“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行動迅速秘密地展開。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通過決議，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協會籍，撤銷他的作協理事、文聯委員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胡風其人此後25年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消失了，但對胡風的批判鬥爭卻進入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