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王若水、周汝昌、張嘯虎等人的文章來看，有的稱俞平伯歪曲、貶抑《紅樓夢》的階級根源是五四以來“洋場紳士的本色”。其目的“在於散布民族自卑感，為帝國主義的‘文明’和‘理論’張目”；有的論證了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封建士大夫立場”，認為他的“封建階級立場、虛無主義的人生觀、趣味主義的研究態度和形式主義的主觀的研究方法，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幫閑文人金聖歎有著緊密的聯係”；有的則斷言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是買辦資產階級意識和封建士大夫階級意識相結合的產物。按其思想本質來說，這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複古思想的反動同盟’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的一種具體表現。”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則把俞平伯發表論著一事，牽強附會地同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背景聯係起來進行批判，認為俞平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對私有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時刻，拋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貨色，這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反映”，是胡適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配合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抗拒”和“反抗”，等等。總之，胡亂上綱，亂扣帽子，成為這場批判的一大特色。
這一類隨意上綱的批判，在形成對俞平伯的政治性圍攻當中具有相當的分量，起著某種“定調子”的引導作用，使得一湧而上的大量批判文章，處處都要上到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個綱上，又把胡適派“新紅學”的唯心主義學術觀點，統統看做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這就不能不混淆學術觀點與思想觀念的界限，進而又混淆思想認識與政治立場的界限，也就很難談得上批判的鄭重性和科學性，結果隻能是對俞平伯的紅學家地位一筆抹煞，對他在《紅樓夢》的“辨偽”“存真”等方麵的功績一概否定，在精神上造成對俞平伯及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傷害，不利於學術研究工作的健康發展。
鬥爭向各個學術文化領域擴展
以對俞平伯和“新紅學”的批判為契機，衝開突破口以後，麵臨的問題便是如何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在整個思想界的流毒的影響。為此，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推舉郭沫若、茅盾、周揚、潘梓年、鄧拓、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等9人組成委員會，由郭沫若為主任，商定從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曆史觀點、文學思想、中國哲學史觀點、中國文學史觀點及其他等9個方麵開展批判和討論。從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由這個委員會主持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討論會，共舉行了21次。這一期間，全國各地都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學校舉行各種討論會、座談會和批判會。全國省、市級以上的報紙和學術刊物發表了幾百篇批判文章。199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共8冊，收入文章150多篇，約200多萬字。
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包括他的實用主義世界觀和真理論，實用主義的唯心史觀及美學、教育學和心理學；批判了胡適的改良主義政治思想和反對人民革命的反動立場；批判了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及其反科學的曆史觀；批判了胡適的文學思想、文學史觀中的虛無主義態度和“全盤西化”的主張，以及煩瑣考據造成的危害，等等，這些批判對於清除胡適思想中的毒素在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在運動一哄而起，把對胡適的思想批判確認為“對敵鬥爭”的特定環境下，批判與鬥爭的正義性大大超過了應有的科學性，對於胡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複雜影響和作用，缺乏具體的曆史分析，特別是沒有把他的學術上的獨特貢獻同他反動的政治實踐嚴格區別開來，因而造成對胡適形象的扭曲，似乎他僅僅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封建地主與買辦階級的混血兒”“美帝豢養的從文化方麵侵略中國的走狗”，從而抹煞了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開風氣之先”的“一代宗匠”的曆史地位和作用。
195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強調思想戰線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條極端重要的戰線，不“首先”在這條戰線上取得勝利，就不能保證在實際鬥爭中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為此，提出必須在黨的、軍隊的、文教係統、經濟係統、政治係統及其他部門和各人民團體的大約500萬有閱讀能力的黨內幹部和黨外知識分子中具體地批判唯心主義的思想，樹立唯物主義的思想。並規定采取演講的方式進行宣傳。這實際上是配合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思想文化戰線的總動員，掀起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高潮。與此相適應，批判運動延伸，擴展到其他許多領域，如文化社會學方麵，批判梁漱溟的“封建複古主義的文化觀”和“鄉村建設運動理論”以及否認中國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曆史觀；在教育界、批判杜威、胡適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醫藥衛生界，批判賀誠“排斥中醫”的資產階級思想；在工程建築方麵，批判梁思成“複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設計思想；在文藝界批判胡風的唯心主義文藝思想和理論，等等。
195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將批判運動擴展到各個領域的做法，強調在各個學術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是在學術界及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推動科學文化進步的“有效方法”，並認為在學術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理論化、係統化、集中化了的表現”，所以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就決不隻是學術界內部的事情，要求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注意領導和發展這種思想鬥爭，並用各種方法使它的影響首先擴大到黨內外廣大知識分子中，然後普及到廣大人民群眾中。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許多有關部門上掛下聯地尋找各自領域的所謂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愈益發展，一方麵在反對對資產階級“名人”的偶像崇拜的口號下，鼓勵和提倡批判學術“權威”；一方麵對認為是堅持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代表人物”，視為“思想上的敵人”展開鬥爭。這樣，就不可避免牽涉到知識界許多有名望、有影響的人士，使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從而傷害了一批願意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工作的知識分子，否定了他們既有的學術成就和對科學文化事業的貢獻，挫傷了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不斷探索的進取精神，實際上在學術文化領域設置了人為的障礙，阻滯了國家和社會的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