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人民日報》登出馮雪峰《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他承認在處理李、藍文章問題上，一是沒有認識到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思想鬥爭，表現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投降；二是貶低了李、藍文章的戰鬥意義和影響，同時又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責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責“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是不可容忍的”。毛澤東不滿意馮雪峰的檢討，在發表這篇檢討的報紙上作了多處批注，說馮雪峰不是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深潭裏了”；說他不是“缺乏”馬列主義戰鬥精神的問題，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說他不是“不自覺地”輕視新生力量，而“應該是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說他“不是喪失銳敏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銳敏的感覺”，等等，最終確定以“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題”，批判馮雪峰。
毛澤東這封信的傳達，學習和貫徹，在整個文化學術界形成了強烈的衝擊波，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緊急召集會議，對照毛澤東的信進行思想檢查，布置開展批判運動。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迅即邀集全國著名專家教授，召開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指出在古典文學領導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批判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是一場嚴重的鬥爭”。從10月底到12月初，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連續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就反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傾向和《文藝報》的錯誤等問題，展開討論，統一思想，提高對這場鬥爭意義的認識。總之，整個文化學術領域在極短時間內都緊急動員起來了。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身份對《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關於“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的談話，著重強調要擴大鬥爭的範圍，即“討論的範圍要廣泛，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麵，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曆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築學術、語言學、教育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誌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這番談話，最準確地反映了最高領導層發動這場運動的主旨和意圖。
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混淆
1954年12月8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第八次擴大聯席會議通過了關於《文藝報》的決議，確認《文藝報》的主要錯誤是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製，決定改組《文藝報》的編輯機構，重新成立新的編委會，並責成中國各文學藝術家協會和所屬各地分會以及省市文聯所屬機關刊物，都根據這個決議的方針檢查並改進工作。
在這次會議上，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作了題為“三點建議”的總結性發言，把這場鬥爭的性質和意義進一步概括為“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他檢查到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沒有充分地展開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去”，結果又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表明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為此，提出必須堅決地開展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準備有計劃地對胡適思想進行係統的批判，以便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文藝界和學術界的遺毒徹底地肅清。郭沫若還談到了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問題，但是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鬥，我們的目的一定要盡可能迅速地把這種錯誤思想肅清，再也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而這種批判，是和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有所區別”的。這樣一種政策性說明，本意是想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但又把一場思想批判說成是“對敵戰鬥”，這就已經混淆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隨著批判運動不斷發展，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相互混淆的情況愈益嚴重起來。
總之，由《紅樓夢》研究問題引發的思想批判運動，從上到下向全國範圍推開，其來勢甚猛，涉及麵甚寬，先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報刊文章及討論會、批判會形成對俞平伯的政治性圍攻，接著將運動引向對胡適唯心論及其在各個學術文化領域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在這場批判運動中，全國各報刊就《紅樓夢》研究問題發表了數百篇文章，其中有129篇由作家出版社編入《紅樓夢討論集》，共4集，約100萬字，這些文章集中論述《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具有鮮明的反封建主義的傾向，深刻暴露了封建貴族階級的內外矛盾和鬥爭，深刻揭示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製度即將崩潰的曆史命運。這些文章著重批判俞平伯承襲胡適的觀點和方法，割棄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否定作品的現實主義性質，用煩瑣考據把人們引向不可知的迷津。具體說來，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所謂“自傳說”，否認了《紅樓夢》是對整個封建社會麵貌的藝術概括，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抹殺了這部著作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態度對封建社會進行解剖的典型意義。
第二，所謂“怨而不怒的風格”和“釵黛合一”說，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會種種罪惡的積極意義，把互相矛盾的兩個人物形象調和在一起，抹殺了作者對人物的褒貶態度和愛憎的傾向性。
第三，所謂“色空觀念”說，否認作品寫的是現實社會的人生悲劇，是封建社會內部各種矛盾、各種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及整個社會麵貌的真實反映和縮影，從而抹殺了這部傑作的現實主義特色。
第四，所謂“脫胎於前世作品”說，曲解了文學的“傳統性”，牽強附會地推測作者的“模仿性”，否認了作者的獨創性，從而貶低了作品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價值，等等。
這些具體觀點的批判，單獨抽出來應該說帶有學術批評的性質，但事實上它們都是與全國規模的思想政治批判運動融為一體，而不是孤立存在的。這就勢必造成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混淆不清。在一哄而起的群眾性批判運動中，很少有人去劃分也根本劃不清二者之間的界限。由於確認主觀唯心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對唯心論的批判是一場“迫切的對敵鬥爭”，本來屬於學術觀點範圍的問題，就被提到了政治問題的高度來批判。比如周楊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第八次擴大聯席會議上所作的《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就指責俞平伯考證和評價《紅樓夢》，“也是有引導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說俞平伯的文學見解“不但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封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