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共產黨的領導問題。
“五二”運動是黨領導的，這是這次運動所以能夠在南京這個軍警憲特控製極嚴的首都首先發難，並比較順利地擴展到全國許多城市的關鍵。那麼黨又是怎麼樣領導學生所向披靡的呢？“五二”運動不是誰“製造”的，誰也不可能“製造”像“五二”那樣的運動，“製造”的運動決不可能是偉大的群眾運動。“五二”運動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矛盾激化的產物，而黨的領導作用主要在於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指明方向、原則，然後幫助地下黨基層組織、新青社領導小組從實際出發，按群眾運動發展的客觀規律，依照“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權衡利弊得失，做出適當抉擇，每走一步都力求使運動遇到的阻力減少到最低限度。中大的運動證明：“領導”不容扭曲為“包辦代替”，包辦代替必然脫離群眾，必然扼殺群眾的主動精神，從而，使群眾運動變成“運動”群眾。
二、關於群眾運動問題。
“五二”運動是黨領導的，又是真正的群眾運動，可以說，是兩者相結合的範例，而其核心在於群眾是運動的主人，群眾高度發揮了主動精神。這表現在運動中許多事情包括重大問題的決定，並不是由地下黨組織、新青社領導小組或個別黨員“說了算”，群眾隻能“照辦不誤”，而是在黨的領導下由學生的代表機構（中大的學生代表機構是係科代表大會）研究決定的。中大係科代表大會是嚴格按民主程序辦事的，它的決定確實體現了學生大多數的意誌。因為，每個係科代表對重大問題的抉擇表態，都受到本班級的製約和監督，如代表不按選舉班級多數人的意誌行事，可能隨時被罷免、撤換。這就是說，民主問題是至關重要的，這關係到運動是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也關係到運動的成敗。群眾之間對有些問題意見有分歧怎麼辦？中大的經驗是：通過係科代表大會的辯論，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逐步使之趨於一致。
三、關於進步學生的骨幹作用問題。
“五二”運動中，進步學生（包括地下黨員、新青社員、民盟成員、工社社員、進步群眾組織成員等）是運動的骨幹力量，地下黨組織、新青社領導小組、民盟支部就是依靠他們，並通過他們團結了學生的大多數，使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從中大的運動來看，充分發揮進步學生的骨幹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一般地說，廣大學生雖然是熱愛祖國、不滿現實、不畏強暴、追求真理的，但是，他們中的不少人，主要是中間狀態的學生，往往容易“卷入”反饑餓鬥爭，但是，涉及到反內戰這個當時異常敏感的政治問題，就會有這樣那樣的疑慮、偏見、踟躕不前。這時候，就有賴於進步學生的耐心說服；而進步學生之所以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是與他們生活在廣大的學生群眾之中，與群眾同呼吸、共患難，沒有半點特殊化，在鬥爭中又能以身作則，奮不顧身，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堅定地站在運動的前列。進步學生這種言行一致的感染力很強，有利於增強共產黨員形象的光輝，吸引著廣大學生走到一起來了。
“五二”運動，或者說，它的第一個回合，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是，孕育這次運動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不僅沒有緩解，而且越來越尖銳了。這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在它發動的內戰中處境越來越不妙，為了喂肥大炮，它不得不加緊濫發鈔票，隨之而來是惡性通貨膨脹，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那樣扶搖直上（南京的大米：5月1日每擔19.8萬元；6月1日漲到35萬元；12月1日達到65萬元）。漲風如此熾烈，學費勢必隨之猛升。中大是全公費學校，應繳學雜費春季是5000元，秋季為5萬元；至於私立大、中學的學雜費，已漲到中等經濟水平的家庭也難以承受的程度。因此，社會上要求搶救失學危機的呼聲更加高漲起來。
客觀情勢這樣嚴酷，而當時學運已由高潮轉入低潮，各城市的情況又很不一樣，有些地方學運的進步力量受到相當大的摧殘（上海學生被捕60餘人，其中地下黨員不少；重慶全市學生被捕229人，地下黨員大部分被捕了），顯然，各城市學運的領導都麵臨著采用什麼形式才能較好地把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引向深入的問題。
暑期前後，許多城市地下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和上海局指示的精神，結合各自的實際情況，首先，理順各地黨的領導係統，在堅持平行組織和單線領導的原則下，發展學校中黨的組織及其外圍組織（中大的“新青社”、北大清華的“民青”等等）；同時，更廣泛地加強同學生群眾的聯係，鞏固和擴大校內校外的同情運動和陣容，使同情運動集中於反迫害，要求釋放一切被捕的學生、教授、記者和民主人士。許多學校運動的領導層還自下而上地總結了運動的經驗教訓，探討如何把廣大學生進一步組織起來，深入到城市各個階層和農村中去，開展一個普遍的社會宣傳運動，把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變成各階層的聯合鬥爭。經過醞釀，在暑期裏，首先是上海，接著是南京、北平……開展了一個自救救人的助學運動，更廣泛地團結學生，準備迎接新的更大的戰鬥。
（摘自《五二運動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