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睡獅怒醒盧溝橋!鐵蹄踐踏天安門(4)(3 / 3)

“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麼黨派和主義,要我刺汪精衛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請你們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六中全會開完就是簽字,再不打日本,我們就要亡國,中國人要做亡國奴了!”

第二天清晨,孫鳳鳴就平靜地死去了。

後來,馮玉祥就孫鳳鳴的事發過幾次感慨,稱讚孫鳳鳴的行為。他說:

“姓孫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是,我們就容不得這樣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監的下監。我們又把汪精衛弄成國民黨的副總裁。到後來汪精衛跑了,要到南京去組織漢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們卻養活了一個漢奸,我們要為那姓孫的青年鑄一個銅像,來紀念他。”

國民黨的高層將領裏也有說公道話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錯。但是,水的力量確實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第二節 憑空啟釁侵宛平,暴雨電閃盧溝橋(二)

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1936年5月,華北駐屯軍擅自將兵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人。

緊接著,日軍又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秘密聯手,簽訂《華北防共協定》,企圖將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增加到兩萬人。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時候表現得對日軍十分強硬,你瞧多氣派,把政務委員會裏的日軍親信擼掉了好幾個;有時又那麼孫子,日軍給他頭上撒尿他連個屁也不敢放。6000兵力、兩萬兵力?日軍想幹什麼,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他竟然允許他們增兵。這個宋哲元,在關鍵時刻挺不起腰了。怎麼辦?外力促他站起來。

華北的民眾不答應了。

先是天津的萬名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他們憤怒地高呼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口號,像潮水似的從大街上漫過。

隨之,北平的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天津人民鬥爭的遊行示威。

全國各地抗日團體都紛紛來電來函,或舉行活動,表示支持天津民眾的正義鬥爭。國民黨內部也開始發生急劇分化。廣西軍閥李宗仁、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名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之後,兩廣組織“抗日救國軍”,打著北上抗日的旗幟,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蔣介石一麵調兵遣將阻止兩廣軍隊北上,一麵收買兩廣軍隊將領,他的收買奏效,7月4日,駐廣東空軍駕機投奔南京,使兩廣出兵失敗。

難怪曆史在某個章節顯得那樣沉重,甚至窒息,原來它的出口處密密匝匝地堆滿了路障和清除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絕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們麵前站的不是一個殺手,而是整個仇恨。

1936年末,華北駐屯軍在北平近郊舉行了持續一周的軍事演習。日軍的這次舉動,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卻給了北平軍民以新的刺激。敵人發泄一次,我們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這就是對侵略者在人民麵前示威的最本質的詮注。

就在日軍演習後的第5天,29軍也針鋒相對地舉行了一周的軍事演習。

也許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實。

也許殘缺的年代更能激勵人們去追求完美。

在衝鋒號聲裏,抗日的中國人永遠無法終止自己堅定的步子。

每個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對自己對事物都會有新的感悟。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逐漸地強硬了起來。日寇企圖用經濟手段掠奪和吞並華北的計劃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敗。

一種等待交鋒的希望在侵略者的心中萌生,這也是一種動力。他們有幾分惱羞成怒,將子彈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國!”

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這句話時,嘴裏分明像含著一杖苦澀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這當然是一種仇恨的發泄。

他們的目的暫時沒有達到;他們的野心一定不會收斂。

脆弱,有時也顯得很堅強。

時間,不會因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條斯理地邁八字步,也不會因為急於打發它的人而變得轉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緊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形容這個局勢呢?

不知道。

它挖中國人的肉,喝中國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錯,氣候多變,前景莫測。

有多少中國人夜裏不敢睡覺,白天無心做工,在家防著暗殺,出門不知去處。刺刀總在他們眼前浮動,獰笑老在他們耳畔響著。人人隨時都可能挨一刀,傷不著內髒也會砍著骨頭。不管刀刃落在何處都會有鮮血流出。

中國在哭泣。

民眾在怒吼。

人們期望黑暗中會有一盞燈,哪怕是一盞比黑暗稍稍顯得光明的小燈。絕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當成一種義務。

不尚武的“佐藤外交”

出人意料的是,當1937年在一個霪雨霏霏的淩晨踏著鋪雪的小路不知不覺來到後,在不算短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人們預料中的那種狂風卷著的槍聲以及刺刀送來的嬰兒的哭啼。

野獸沒有了殘忍的發作,世界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平靜,人們反而覺得不習慣了。大家太懼怕那種平靜之後突然而來的狂飆了,那是一種摧毀人類的腥風血雨。但是,感情脆弱的民眾還是希望這種短暫的平靜能延長時間而維持下去,哪怕多維持一天也是好的。

這年之初,的確是風平浪靜的。

一隻鴿子正唱著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變得溫和起來,強硬之中好像兌了一點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謂“穩健派”、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以參謀本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應改變對華政策,即以互惠互榮為目的,將主要力量投入經濟和文化工作中,並以公正態度對待南京政府的統一行動,不再進行華北的分治工作,而是與南京政府實行‘提攜’共同反共反蘇,建立一個‘思想一元化、國防共國化、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化’的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