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封鎖革命文化的手段雖然毒辣，但是，進步刊物的發行始終沒有停止。一種進步刊物被封禁了，換個刊名再出。當時，很多進步作品都采用偽裝封麵或用當時流行的消閑性小報的編排形式印刷，書店、郵局不能公開出售、郵寄，就拿到鬧市區的小書攤上去賣。當時，北平最熱鬧的西單商場、東安市場等地都有這種小書攤，既賣新舊書籍、報刊雜誌，又賣煙卷、火柴和郵票，國民黨檢查當局很難對付。
第三，逮捕、殺害革命文化戰士。為了消滅革命文化隊伍，國民黨當局常常動用警察、特務監視、探查左翼盟員的活動，甚至組織流氓、暴徒襲擊、搗毀進步的文化機構、報館、書店，投寄匿名恐嚇信，綁架和暗殺共產黨員作家和進步人士。1931年，國民黨政府又頒布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革命活動者處以死刑，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係或以文字、圖畫、演說等形式進行革命宣傳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圖畫、演說的宣傳並轉告他人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組織進步文化團體或集會或宣傳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者，也要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一個極其野蠻的絞殺革命、扼殺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恐怖法。根據這個恐怖法，國民黨當局肆意逮捕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青年。1933年，北方左聯負責人及其成員潘漠華、洪靈菲、劉尊祺、台靜農、孫席珍、穀萬川等先後被捕，有的還慘遭殺害。同年8月，由於叛徒出賣，北方左聯及其領導下的進步文化團體都遭到破壞。當時，僅報紙上公布的被捕者就達百人之多，至於那些被秘密綁架、殺害的，更不計其數。
反動當局除用以上手段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外，還用開書店，印刊物，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抵製革命文化。還有一批以國民黨特務為骨幹的法西斯“文人”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來反對革命文學，跟在他們後麵的是一批法西斯“文人”，標榜自己是超然獨立於社會階級鬥爭之外的“第三種人”，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鼓吹“為藝術而藝術”的陳詞濫調。對此，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和辛辣的嘲諷予以回擊。
1932年冬天，魯迅從上海來北平探親，北方左聯成員穀萬川、王誌文等以北平師範大學文藝研究社的名義，邀請魯迅到校講演。11月27日，魯迅在師大操場上，迎著狂風作了題為《再論“第三種人”》的演講，聞訊而來的聽眾達2000餘人。第二天，他又在中國大學作了《文藝與武力》的演說，加上在這之前的三次演講，魯迅在北平的短短七天裏，結合北平和全國文壇的狀況，共作了五次演講，在北平引起很大轟動。這些演講揭露了國民黨政府與禦用文人的腐朽墮落，指出用麻醉和武力都不可能消滅進步的、革命的文學。
在革命文化戰士的深刻批判和廣大人民的唾棄聲中，那些反動文人即使在主子指揮刀的保護下，也由於在讀者中沒有市場，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以筆討伐，以文為戰
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北平青年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段。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作為一種宣傳、教育青年的有力武器而緊密地配合了黨領導的政治鬥爭，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此，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形勢下，衝破了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開辟了鬥爭的第二戰場，打亂了敵人後方的統治秩序，牽製了敵人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
第二，在革命文化活動中，左翼盟員運用小說、散文、雜文、評論、戲劇、歌曲、集會等形式，廣泛宣傳抗日愛國的思想，宣傳共產黨的革命綱領；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並全中國的狼子野心，揭露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政策的危害；號召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共同挽救民族危機。這些宣傳活動，為革命高潮的出現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第三，眾多左翼文化團體的建立，團結、吸引了大批進步青年，又在一定意義上掩護了共產黨和青年團，保護了革命鬥爭的骨幹。同時，左翼文化團體的大量工作，也提高了青年進步活動的組織程度，保證了黨對群眾鬥爭的把握和領導。因此，左翼文化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為革命高潮的出現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第四，左翼文化運動擴大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幫助青年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提高了進步青年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加速了青年政治上的成熟。另外，廣大革命青年在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和左翼團體的組織工作中學到了從事實際工作的經驗，經受了鬥爭的鍛煉。因此，左翼文化運動的開展，又為革命高潮的出現提供了幹部方麵的準備。
北平左翼文化運動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由於李立三、王明兩次左傾路線的影響，使北平的左翼文化運動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左的色彩。例如，忽視了左翼文化團體的性質，不了解這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所應有的廣泛性和群眾性的特點，而實行了關門主義，把一些具有民主傾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青年排斥於左翼團體之外，把左聯、社聯等搞成了圈子過於狹小、色彩過於鮮明的政治團體。在鬥爭方式上，北平左翼文化團體過多地采取了不足以反映文化團體特點的直接行動，上街遊行、寫標語、舉行飛行集會等等，暴露了革命力量，遭到反動當局的鎮壓，使左翼團體失去了公開活動的機會，甚至被完全打入地下。在左翼團體內部，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傾向鬥爭，使正確意見受到壓製。當時，有些同誌主張左聯盟員主要應該是運用文藝這個武器，采取公開合法的方式進行宣傳，而不是搞飛行集會和專門寫過左的粉筆標語口號。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這些既適應客觀形勢又符合革命需要的很有見地的意見，反倒被戴上“文化至上主義”的帽子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