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建立了更加殘酷地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反革命專政。蔣介石上台後，立即以“寧可枉殺千人，不可走漏一個”的野蠻和殘忍，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瘋狂的反撲。血腥的大屠殺在全國各大城市裏大規模地施行。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中說：“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據中國紅色救濟會統計，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29年的兩三年內，工農群眾、革命青年和共產黨員被殺害者約45萬人。當時的中國，正如毛澤東所說：“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但是，共產黨人和革命的青年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人組織各地工農群眾先後發動了“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上百次武裝暴動。在鬥爭的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找到了一條在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鄉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實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這樣，各地武裝起義後保留下來的革命武裝先後走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道路。從而出現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新時期。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由於反革命力量十分強大，反動統治異常嚴密，單靠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暴動的傳統方式進行革命鬥爭已經很不夠，甚至是不可能了。嚴酷的鬥爭形勢迫切需要白區黨組織找到一種適合於新情況的鬥爭方式。同時，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國民黨統治的高壓政策和革命誌士殷紅的鮮血也呼喚著共產黨人去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問題，探尋配合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的戰鬥武器。根據當時城市工作的特點，白區黨組織著重開展思想文化工作，以加強革命理論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的思想覺悟。並首先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識界中組織進步的文化團體，進行革命的文化活動，繼而又在全國範圍內推動、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運動，形成配合革命戰爭的另一條不可缺少的革命戰線。
左翼文化運動出現於30年代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左翼文化運動是應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由於種種曆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理論準備是不足的，黨成立後不久，就投入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無暇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投身於革命的文化運動。但是，在經曆了革命的挫折之後，置身於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共產黨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現實生活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的一係列問題，“把在這以前在青年和先進的工農群眾中激蕩著的，對於革命理論，對於生活和現實社會及曆史的理解等等的思想問題和要求，正式作為主要的課題提到文化和文藝運動的日程上來了。”所以，中國革命迫切需要理論指導和文化工作，是左翼文化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國際範圍內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得以產生、發展的重要條件。中國的文學革命倡導於“五四”時期，到了30年代，無產階級的左翼文化運動在許多國家都有較大的發展，蘇聯、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等都先後成立了左翼文化團體，開展了相應的活動。在共產國際的倡導下，1927年和1930年先後兩次在莫斯科和哈爾科夫召開了國際革命作家和無產階級作家大會，成立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並且用幾種文字發行機關刊物，這些都對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再次，左翼文化運動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鬥爭，雖然鬥爭鋒芒直指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但卻減少了與反動軍隊、警察的直接衝突。在國民黨力量強大的白色區域有利於隱蔽和保存革命骨幹，發動和爭取廣大群眾，是適合於國統區環境的對敵鬥爭形式。因此，盡管國民黨政府采用種種手段禁止革命文化和革命文藝書刊的出版、發行；動用軍隊、警察迫害革命文藝戰士，但卻始終不能根絕革命的文化活動。
最後，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極大地牽製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注意力，使敵人不可能傾全力於“圍剿”革命的文化運動，同時，蘇區的鬥爭也給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以極大的支持和鼓舞，有力地促進了文化運動的發展。
1928年1月，進步文化團體創造社、太陽社，以《文化批判》《創造月刊》《太陽月刊》等雜誌為陣地，發起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化運動，力圖創造一種“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為指導的、為完成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服務的鬥爭文學，並就革命文學的目的、特點、作家世界觀的改造等一係列問題展開了爭論。這實質上就是左翼文化運動的開端。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創造社、太陽社、魯迅及其它左翼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正式成立。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通過了《理論綱領》《行動綱領》和工作方針，確定了左聯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1930年5月20日，文化界進步人士又相繼成立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和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等團體，同左聯一起組成中國左翼文化陣營。
中國左聯在上海成立後，對北平青年的影響極大。半年之後，北方左翼作家聯盟（又稱北平左聯）在北平建立，成為領導北方地區左翼文化運動的司令部。中國左聯之所以在北平產生這樣大的影響，是由北平特定的環境和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從客觀條件看，自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奉係軍閥統治北平以後，推行封建法西斯專政，北平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沒有絲毫改善。而連綿不斷的軍閥戰爭，更把北平人民投入災難的深淵。30年代初期，日本又侵入東北、華北，民族危亡的陰影時刻襲擾著北平人民，青年學生更加為個人出路、國家前途擔憂。
其次，從主觀條件看，北平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之多，青年學生之眾居全國之首，各種思潮流傳較快。北平的青年學生是一支經曆過五四運動、“三一八”鬥爭鍛煉的革命生力軍。自共產黨、青年團成立以來，學校就是北平黨團工作的重點，許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在大學和文化界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也鍛煉出領導青年知識分子從事革命工作的經驗。
再次，這一時期，蘇聯及其它國家的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普羅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譯，用音譯有利於逃避國民黨的檢查機關）流入中國，有些書刊譯成中文後，成為在進步青年中廣泛流傳的讀物。青年們通過這些書刊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加深了對社會主義蘇聯的了解和向往。於是，北平地下黨和一些在大革命失敗後失掉組織關係的黨、團員，相繼在學生中組織起各種進步的文學或社會科學研究團體，引導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理論和無產階級文學問題。為了擴大革命影響，他們還出版了一些刊物。北京大學的展望社、師範大學的Our讀書會（Our即英文我們的）就是這類團體中產生較早的兩個。這些革命的文化活動是北平地區左翼文化運動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