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天陰沉沉的，從上午10點鍾起飄起了雪花，整個北京城為一片陰森悲慘的氣氛所籠罩。學校無形中停課，同學們彼此見麵，所談的都是慘案經過和死者的善後問題。有的說，這次慘案是段祺瑞、賈德耀等事先策劃的，死傷的都是純潔無辜的青年群眾。有一個小學生周正銘，隻14歲，被打得爛醬如泥。女師大的劉和珍、楊德群相繼被殺，張靜淑也中了四彈。楊德群中彈後還能坐起來，竟被一個衛士在她的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當即死掉！有的說，有的屍體當天晚上衣服都被衛士剝光了。
‘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北大舉行，會開得特別莊嚴壯烈。因有他校師生及工人、市民前來參加，便在大禮堂邊操場上臨時搭了一座禮台。各界送來大批挽聯、花圈，禮台的前後左右及禮堂四周、整個大院所有高高低低的牆上都掛滿了，但還掛不下，又在第一院操場四周牆上掛滿了，總數約達一萬餘副。各式各樣的傳單和標語遍貼校內和校外，除了慘案前用過的口號，標語外，又添了“鏟除貪官汙吏！”“鏟除賣國軍閥！”“槍斃‘三一八’慘案禍首！”“為三一八死難烈士報仇！”“三一八死難烈士永垂不朽！”等等。
出席追悼大會的人非常多，還不到開會時間，操場上就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沒有座位，大家都站著等候開會。當報告慘案經過和宣讀祭文時，有人號啕大哭，有人掩麵而泣！最後喊口號時，全場情緒激昂，引吭高呼，聲震屋瓦！
除北京大學外，其他大學和一部分中等學校也都先後舉行了追悼大會。反動政府畏於群情激憤，隻好裝聾作啞了。
魯迅一段未見諸文字的談話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先後在段祺瑞、張作霖的血腥統治下。各大學學生紛紛離京南下參加北伐軍事活動。我們擔任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工作的一部分同誌，奉北京執行部領導人李大釗（守常）同誌的命令，遷往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舊兵營，繼續轉入地下活動。5月25日黎明，大釗同誌從俄國大使館住所輕輕走進我們打地鋪的大房間，招呼我跟他去談話。大概是在使館人員住房的樓下小房間裏，電燈未熄。桌上擺著一疊疊的文件。看來他可能徹夜工作，並未休息。他以親切而沉重的語氣說：“世軍同誌，奉軍進駐北京，情況更壞，我們為了保全革命力量，擴大工作範圍，大部分同誌已分散到外地工作。你最遲在今晚或明晨要離開北京，繞道太原、陝北、去蘭州，按照‘二大’會議的指派，成立省級黨組織。”並口頭介紹在蘭州馮玉祥部隊工作的中共黨員宣俠父、錢清泉同誌，要我們密切合作，同時又叮嚀說西安劉鎮華正在圍城，不能通過，必須從北邊繞道。關於成立省級黨組織的人選也作了決定。談話很簡單，送我出門時又說你最好設法在離校（北師大）前，再去仔細檢查有無遺漏的同誌名冊及文件，我告訴他早已檢查銷毀無遺。在離京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去看望魯迅老師，並把打算向他提出的請求和建議也大略告訴了大釗同誌。他同意了，並一再叮嚀注意安全。天已大明，正好下大雨，我借了一把雨傘，遮住頭部，從靠緊營房的烏利洋行後門，避開偵緝人的監視，飛快地鑽進停在門前一輛帶篷的人力車，直奔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十二號先生住所。我早已考慮好如何應付門前的偵緝隊。下車時雨已停了，我仍然張著傘，隻見門房裏坐著穿灰色大褂的兩個彪形大漢。看大門的工友站在門口，我故意使個眼色大聲問：“劉××在家嗎？”（其實並無此人）因我經常去看望魯迅老師，他明白我的意思，便應聲說：“在家，可能還在房裏，你自己到各房間找找看。”我在正院各房門口東繞西繞，來到西側小院門口，一個箭步跨進魯迅先生的住院。雨後的早晨，小院顯得格外幽靜。我看見魯迅老師（是我在北師大的老師）立在窗前石階上，以慈祥寧靜的神態正凝望著什麼。他經常在寫文章休息時，喜歡站在簷前一株石榴樹下，觀察枝頭的蜘蛛網。我還未來得及落下雨傘，他閃電般的眼睛，已經看到我了。他頭一句話就問我：“你為什麼還沒有走？”我跟他邊往房裏走，他邊問幾個師大和北大同誌的情況。我告以多數都離京南下了，隻有少數幾個和我一同遷往俄國大使館。他顯然流露出不放心的神情。進屋後，他坐在平時寫文章的那隻舊藤椅上，手指著他旁邊的木椅，要我坐下。先生接見我們時多不先說話，隻是凝思默坐。我首先將李大釗同誌安排我們遷往俄國大使館舊兵營及派一部分同誌去外地工作的情況約略彙報了幾句，他注意地問：“守常住在哪裏？”我告以住在俄國大使館的樓內，經常和我們談話，聽同誌們的彙報。他日夜工作，身體稍稍瘦了些。先生麵部出現了不大放心的表情說：“俄國大使館並不安全啊！要他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