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慘案是預謀圍殺，而不僅僅是臨時下令屠殺。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即以“外崇國信”為投降帝國主義的宣言，與“取消不平等條約”背道而馳。他於1925年8月下令整頓學風，揚言“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本執政取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寬貸”。這已明示要殺人。又於1925五年11月14日在《甲寅》周刊第一卷十八號上發表《內感篇》說：“最奇特者，人之所無，而我更有澎湃之學潮，可謂新之又新，倘不加裁製，胡可以安良善。鄭子產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堯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誅，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這是又一次要殺人的宣告。這一令一文，可為三一八慘案作證。
慘案發生後的次日，段祺瑞竟下令通輯徐謙、李石曾、李大釗、易培基、顧兆熊五人。略謂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徐謙等以共產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澆灌火油，拋擲炸彈，各持木棍，叢擊軍警，軍警不得已，鳴槍自衛，以致互有傷亡，實為徐謙、李煜瀛、李大釗、易培基、顧兆熊等所造成。著內外官署一體嚴緝，盡法懲辦，以儆效尤。這被通緝的五人，隻有李大釗一人是共產黨員，李先生當日曾到會領導。楚溪春說，“當日衛兵死一人”，亦屬虛構。查京師地方檢察廳起訴書驗明群眾死屍四十三具，並無衛兵死屍。此次慘案段祺瑞及國務總理賈德耀應負完全責任。
一個請願學生的見聞
1926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時，我曾參加遊行請願隊伍，是親眼看到這場大屠殺的一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3月18日上午，北京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參加群眾大會，抗議日艦炮擊大沽口事件。我們師大同學大約是九點鍾出發的，參加的同學相當踴躍，由學生會負責人邵式平、範士融、張鬱光等擔任領隊。我那年開始學照相，拿著照相機在隊前隊後跑來跑去，尋找鏡頭。
那天天安門前，各大中學校的學生隊伍高舉校旗，精神煥發地高呼口號，由四麵八方潮湧而來。大會大概是10點多鍾開始的。會後，遊行示威，到段祺瑞的執政府去請願。因為遊行路線太長，參加大會的一些中小學生，由大會勸阻他們不必參加遊行，但有的中學生還是參加了。
遊行隊伍秩序非常好，口號聲此落彼起，情緒激昂。午後1點來鍾，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由東轅門魚貫而入，按學校單位由北到南地排列在執政府門前廣場上。執政府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石獅子前麵就是四五排全副武裝的衛隊，和學生的隊伍麵對麵地對峙著。學生隊伍中不斷發出一陣陣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但並未發生學生與衛隊爭吵或謾罵衛隊的事情。學生派出代表向衛隊交涉，要見段祺瑞。這些代表被引進執政府之後，久久不見出來。同學們站在隊裏有些不耐煩了。東邊石獅子上有一位同學用喇叭筒向群眾傳話，說段祺瑞不肯見學生代表。群眾就應聲高喊：“一定要見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口號。我拿著照相機到處尋找鏡頭，看見西邊石獅子上沒有人，就爬上去從衛隊背後照了一張衛隊和學生隊伍對峙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對著日光照的，我以為沒有照好，就跳下石獅子，從隊伍中向南邊擠去，另尋鏡頭。快到南邊照壁前，碰上北京藝專的同鄉黃雲穀，彼此好久未見，就握手寒暄幾句。不料正說話間，前麵的隊伍突然向後湧了過來，同時還聽到前麵的同學高喊：“不要怕！他們不敢開槍！”話音剛落，槍聲就響了。站在最前麵的同學馬上被射倒幾個，站在東邊石獅子上傳話的同學也立時中彈倒地。一時秩序大亂，大家紛紛向東西轅門奔出。
東轅門已經被堵塞得水泄不通。摔倒、絆倒的同學，人壓人，人堆人，亂作一團。我快跑到東轅門的時候，跑在我前麵的一個同學，被一個便衣偵探用木棒打中後腦，冒出血花，我急忙轉向南跑，跑到照壁東南角的一個院落裏。院落的西麵和南麵是馬廄，那些拴著的馬都被槍聲驚得直立起來。有幾個便衣偵探用鞭子追打著向裏跑的同學。我看見北京藝專的雲南同鄉姚宗賢跑進來以後，被偵探緊緊追趕，又由馬廄旁向外跑了出去。他跑出去之後，就中彈犧牲了。
院落的東麵是一排三間小屋，我奔向靠北的一間，一腳踢開屋門，發現這原來是一間士兵的宿舍，屋裏已有四個同學，伏在地上躲避槍彈。
槍聲響了十多分鍾，突然聽見一聲哨子，槍聲就停止了。槍聲剛停，一個持槍的士兵推開屋門望望我們，匆匆忙忙由一張床褥下取出一把刺刀，又走了出去。這時我很擔心，以為殺完外麵的，就要來殺屋裏的人了。
槍聲停止不到三分鍾，哨又響了，接著爆竹般的槍聲又繼續大作，屋瓦被流彈打得達達直響，槍聲中還夾雜群眾的慘叫聲。過了約五分鍾，隨著一聲哨音，槍聲停了。不料不到三分鍾，又響起了哨子，接著第三次槍聲又大作。第三次的槍聲裏，卻聽不見群眾的慘叫聲了。大約又過了五分鍾光景，哨子又響了一次，槍聲才最後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