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楚溪春的《“三一八”慘案親曆記》，令人十分吃驚，我們看他是怎樣報道的。
楚文說：“‘三一八’慘案前一天，衛隊旅接到上級命令說，第二天學生要在天安門前開會，會後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請願，要我們旅告知守衛官兵到吉兆胡同和執政府分別嚴加戒備，並一再叮囑在與學生接觸的時候，要萬般忍耐，打不準還手，罵不準還嘴，以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事實是那一天學生根本沒有和衛隊發生衝突，而是赤手空拳很有秩序的學生隊伍突然遭到襲擊，槍彈、棍棒和皮鞭出人意外地向學生無情地打來。
楚文說：“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為了怕學生開會後到吉兆胡同請願，鬧出事故，我便親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備事宜……布置時要求警備部隊前幾排的士兵不許紮皮帶，以免接觸時發生無理的毆打；中間幾排的士兵可紮皮帶，但不準拿武器；後幾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請看我在開槍前不到兩三分鍾所拍的照片，可清楚地看出站在學生隊伍前麵的衛隊，排排都是肩挎子彈帶，手持步槍。
楚文說：“我就下車向西步行，出了十條西口，就到執政府門前。進入東轅門，看見約有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我立即吹哨命令士兵趕快集合到營房裏去，大聲命令他們趕緊回去！”“三一八”慘案的死傷者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具體數字，當時的報刊上不難找到具體材料。以我親眼所見及記憶所及，慘案中被打死的共42人，傷者180餘人。楚溪春的文章如果來自間接材料，那還情有可原，但楚明明是親自去現場看到的。200人以上的死傷，竟說約有十幾人，這就令人難解了。
楚文說：“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楚沒有說出搜尋什麼。我親眼見到的是他們在搜尋學生的財物。楚是沒有看見呢？還是看見了而有所忌諱，不敢說出來？
楚文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實際那天是晴天，並沒有下雪。雪是第二天或當天晚上才下的。楚看見一二十具白皮棺材，與前麵他所說“看見約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的話自相矛盾。難道“還在呻吟”的學生也裝進了棺材不成？而且棺材也不是擺在執政府門前，而是擺在執政府東北角的院落裏。經過執政府門前是看不見這些棺材的。
楚文描述上尉軍械員邵霖告訴他的慘案發生情況說：“當學生向執政府門口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狗’，當時士兵曾被迫後退，當學生快要衝進執政府門口時，壽圖（王子江）就命令附近的士兵‘開槍吧！’他原來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鳴槍，把學生嚇跑了就算了。不料東西轅門的守衛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學生隊伍來了，以致釀成當天的慘案。我這才徹底了解了具體情況。既然沒有人肯出庭作證，我隻好自己去了。”這段文字是憑空捏造的謊言。
楚文說：“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枝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凶器；又找了幾把笤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同時還拿了學生們的各色紙旗子一大捆（這捆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這段話的前一部分，倒是道出了反動派慣用的陰險伎倆，但最後幾句是扯謊。曆來反動派對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都汙蔑為“赤化”，是共產黨暗中操縱，甚至說成是蘇聯用盧布收買策動的。“三一八”的反帝鬥爭，是出自北京廣大知識青年的愛國熱忱，共產黨當然是積極支持的。所以當天黨的領袖李大釗先生親自參加了天安門前的群眾大會和請願的行列。但是大家都知道，當時的共產黨並沒有將黨的組織公開在敵人麵前，黨是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楚所說他看見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明明又是反動派偽造證據，汙蔑學生的愛國運動為“赤化”的一種陰謀手段，和反動派找來幾枝舊手槍，幾把笤帚、幾桶煤油，汙蔑學生企圖殺人放火，是同一目的同一手法。
我經曆了“三一八”慘案全過程，我有責任指出楚文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如有不妥之處，請知情者予以指正為感。
北京“三一八”慘案親曆記
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事件是段祺瑞臨時政府對愛國學生的一次屠殺，早已為前人備述。我們今天選登一組親身經曆過這一慘案的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作者有的當時在北京學聯工作，有的是北大、清華和北師大等校的學生。他們真實描述了事件的各個不同側麵，既有背景、內幕和經過，也有各校的反響、個人的目擊和親身感受。往事曆曆在目，再現於讀者眼前，特以此紀念死難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