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和李大釗的領導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總工會等200多團體在北大三院召開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在18日召開國民大會，要求政府嚴正駁複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不平等條約。會後，在李大釗等領導下，代表們分成兩隊，奔赴段祺瑞執政府和外交部請願。一隊約七八十人，由中共黨員陳毅（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部代表）等率領，前往鐵獅子胡同執政府請願。陳毅等三人進去交涉，其餘代表列隊大門兩旁等候。代表們要求當局駁回“最後通牒”，並表示誓作政府的後盾。但執政府發言人竟回答說：“這事用不著你們管，這不是最後通牒，是政府間商量問題。”代表們聽後氣憤地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管。”駁得對方理屈詞窮。這時，一軍官命令衛兵野蠻地用刺刀和木棍亂打亂刺在門外等候的請願代表，當場重傷六人，輕傷數十人，造成流血事件。反動當局揭開了大屠殺的序幕。
天安門廣場上的聲討會
五卅運動後，奉係軍閥代替了原來的直係軍閥的位置，秉承了日、英帝國主義的意旨，在沈陽、天津、青島、上海等地的廣大地區，到處鎮壓國民革命運動，屠殺工人群眾，封閉民眾團體，摧殘人民的自由，因而成為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主要的和最野蠻的劊子手。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反奉鬥爭。
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同誌領導北京人民從1925年底到1926年3月，在天安門連續開展了大規模的反日討張的國民示威大會。
1925年12月31日，幾萬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冒著寒風，舉行了聲討大會。
1926年1月14日，中午12時後，北京各團體、各學校即紛紛舉旗來到天安門。
當天下午兩點，北京學生總會等團體上萬人全部來到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上，搭有高台一座，上麵懸白旗一麵，上麵書寫“反日示威運動大會”。周圍還插有許多小旗，上麵寫有反對奉係軍閥的標語。天安門的周圍，有許多警察廳派的便衣人員。
大會由徐謙任總指揮，劉清揚任副總指揮。集會之後，繼而舉行了討日反張的示威遊行。
1月31日，北京各團體又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了盛大的反日討張大會。
2月27日，北京各團體和各界群眾四萬多人舉行了反英討吳（佩孚）的大會。
下午1時，會議正式開始。參加會議的有北京學生會、北京總工會、長辛店工會、廣東外交代表團等團體。
大會提出了以下若幹條方案：
通電全國，一致聲討吳佩孚；
通電全國援助廣州革命政府，反抗帝國主義，並實行與英日經濟絕交；
通電國民政府，促其出兵北伐，並以武力抵抗帝國主義封鎖政策；
勉勵國民軍團結一致，始終與民眾結合，打倒吳張；
通電全世界被壓迫群眾，一致反對帝國主義；
通電孫傳芳，促其討吳，並不得壓迫群眾；
援助香港第二次大罷工；
請教育部封閉教會學校。
集會結束後，遊行隊由東安街，出崇文門，經西柳樹井大街，然後回天安門散去。
3月18日這天，天上飄著雪花。在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領導下，在天安門舉行5000餘人的反帝示威大會。大會主席台設在天安門前，台上有兩條白布橫幅：一書：“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一書：“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大示威”。台前寫有“駁複八國最後通牒”“廢除《辛醜條約》”等口號，昨日被刺傷的代表的血衣用竹竿高懸在會場前台，上書“段祺瑞鐵蹄下之血”，台下旗幟五彩繽紛。參加大會的有北大、師大、法大、女師大、女大、中大、朝大、藝專等大中小80餘校學生，還有國民黨市黨部、北京總工會等60餘團體。上午10點30分，大會開始。大會主席徐謙首先向群眾講明開會意義，繼由顧孟餘演說，而後辛煥文、趙晉三（留日學生討張反日歸國代表團代表，國民黨員）、王一飛相繼報告了昨日各團體代表向執政府請願的詳情，趙晉三宣讀了受傷最重的楊伯倫致大會書。接著，黃昌穀宣讀了《“反抗列強最後通牒國民大會”駁複列強通牒致八國公使函》：
我們看了公使團關於大沽事件最後通牒，異常憤慨！大沽口為我國北方門戶，我們有守備防禦之絕對權利，況當群盜襲擊之時，所以日艦炮擊大沽炮台，為絕對侵犯中國主權。貴公使團根據《辛醜條約》之權利，提出最後通牒，真是無理取鬧！我們最後向你們提出抗議。
……如果你們不能立時撤退各國戰艦與最後通牒，則請各國下旗歸國，立即出境，否則我們當努力驅逐。
最後，徐謙宣讀大會議決案：
（一）通電全國民眾，一致反對八國通牒。
（二）通電全世界被壓迫民眾，一致反對八國政府進攻中國。
（三）督促北京政府，嚴重駁複八國通牒。
（四）驅逐署名最後通牒之八國公使出境。
（五）宣布辛醜條約無效。
（六）駁複八國通牒最後之要求。其條款如下：
1.廢除辛醜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
2.立刻撤退駐在京津之外兵外艦，及各地之外兵外艦。
3.懲辦大沽口肇事禍首。
4.撫恤大沽口國民軍傷亡將士及其家屬。
5.為死亡將士建立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