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宣言，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話。
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即巴黎和會及國內正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的直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學生們雖然在5月3日還不能直接讀到陳獨秀的這篇文篇，但其中的思想在他們中間早已廣為流傳。據當年北大預科學生羅章龍回憶：
“要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他的這些言論非常符合當時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趨團結在他的周圍。正是在他這些號召的鼓動下，各院校的青年學生代表，在‘五四’前夕，秘密組織了一個行動小組。”
正是這個小組，在五四運動的發動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愛國運動。從5月4日到6月上旬，陳獨秀和李大釗利用《每周評論》這個陣地，組織輿論支持學生的鬥爭，開辟“山東問題”專欄，報道和評論山東問題交涉經過，及時總結運動的情況和經驗，指導運動的發展。陳獨秀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奮筆疾書，為五四運動呼號，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
6月3日、4日，北京學生團上街演講。800餘名學生又遭軍警逮捕，分別關押在北大法科講堂和理科校舍，全國最高學府一時變成了拘留所。消息傳出，陳獨秀無比憤慨，對被捕學生十分關切。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價值的文明。
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一時間成了青年的座右銘，鼓舞人們。
陳獨秀這位敢說敢為的五四運動總司令，在群眾運動的鼓舞下，像一位普通的戰士一樣，也“直接行動”起來了。當五四運動波及全國，三罷鬥爭日益高漲時，他親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適譯成英文，連夜同高一涵到北京嵩祝寺旁一個為北大印講義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時，已深夜一點多鍾了。兩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後，又將底稿和廢紙一概燒得幹幹淨淨”。
《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鬥爭綱領，影響全國，鼓舞人心，指明了人民鬥爭的方向。
陳獨秀的“直接行動”，早已引起京師警察廳注意並密令各區署嚴密監視陳獨秀：
據探報陳獨秀等以印刷物品傳播過激主義煽惑工人等情，並在大溝頭十八號設立印刷機關實屬妨害治安，立即按照所開地址，分別按名嚴密監視，並將該印刷機關派員檢查，以遏亂萌。下開列：
陳獨秀聞住一區界內未知確否；
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以及鄧康、陳為人等名單和住址。
在此之前，即五四運動爆發不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迫於5月9日晨秘密離京時，陳獨秀在滬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險，函電促其南下”，他氣憤地回答道：
“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惡濁之社會也。”
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明知處境險惡，但他勇往直前不退縮，像普通戰士一樣“直接行動”起來。於6月11日晚，在新世界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時，一場災難從天而降，他身體力行地書寫了真正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的被捕如同重磅炸彈爆炸，引起全國震驚。自6月13日起，北京《晨報》《北京日報》、上海《申報》《時報》《民國日報》《福州日報》等全國各地報刊，紛紛以顯著位置發表消息、評論，刊登各社會團體、名流、學者和青年學生的通電與函件。頓時，群情激憤，“函電交馳，多方營救”，強烈譴責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據理為陳獨秀的革命行動辯護，要求立即將其釋放出獄。安徽各界也紛紛投入營救活動，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為安徽人，於是旅京和旅滬皖人通過同鄉關係，紛紛為營救陳獨秀奔走說項。安徽省長呂惆元也致電吳炳湘：
“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裏後進，保全省釋。”毛澤東在他所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專門撰寫了《陳獨秀被捕及營救》一文，高度稱讚陳獨秀當時在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他指出：“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他說：“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而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答他。但是，“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結尾又熱情寫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被捕引起孫中山的關心。他在上海一見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就說，你們逮捕了陳獨秀：
“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
許世英聽了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北京反動當局的種種陰謀終未能得逞，不得不於9月16日下午4時，將陳獨秀釋放出獄。
98天鐵窗生活，使陳獨秀革命意誌更加堅強。同時，他也冷靜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及其未來，對日後的革命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久，他應邀秘密到武漢講演，但國內各大報均以大字刊登消息，引起北洋政府更加不安，於是派軍警到陳宅門前監視，企圖待他回京時再加逮捕。陳獨秀妻子高君曼發覺後，立即告知李大釗，李大釗與高一涵等緊急商定，派人到火車站將陳獨秀巧妙地接至他處，方免再被逮捕。北京不是陳獨秀久留之地。1920年2月中旬，李大釗親自護送他出京。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發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得發亮，坐在車子裏麵。李大釗則跨坐在坐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佯裝成出外收賬的商人模樣。騾車得得地前行，沿途關卡處以及住店食宿，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釗出麵辦理，不要陳開口講一句話，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這樣一路順利到達了天津，陳即由天津乘輪前往上海。在送往途中，李大釗與陳獨秀心心相印，相約分別在南北方聯手開展籌建中國共產黨“開天辟地”的大業。
（摘自《中國百年政治風雲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