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9)(3 / 3)

陳獨秀散發傳單,被反動派的暗探當場逮捕。高一涵回憶陳獨秀被捕情景時說:“我同陳獨秀、鄧初三人到新世界,見戲場、書場、台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發傳單。陳獨秀同我兩人隻得上新世界的屋頂花園,那裏沒有遊人,也無電燈。這時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麵撒下去。哪知道,我們正在向下撒傳單時,屋頂花園的陰暗角落裏走出一個人來,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實在天真、幼稚,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傳單給那個人,那個人一看,馬上就說:‘就是這個’。即刻叫埋伏在屋頂花園暗地裏的一夥暗探,把陳獨秀抓住。我乘著這個機會,急走到屋頂花園的天橋上,探子大叫:‘那裏還有一個!’我就在此一刹那間,把手中拿的傳單拋了,趕快走下去,雜在戲園的觀眾中,並脫去長衫,丟掉草帽,躲藏起來。轉眼看到鄧初一人,還在對過台球場內,把傳單一張一張地放在茶桌上。我小聲告訴他,說:‘獨秀已被捕’。他還說:‘不要開玩笑罷!’正說間,遙見陳獨秀已被探子們捉下樓來。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為此,《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住宅)當晚也遭到了搜查。陳獨秀被捕監禁了近三個月,李大釗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個時期。陳被釋放時,李也已回到北京。在李的幫助下,陳出走上海。

思想是無法禁錮的。反動派雖然能夠逮捕和監禁散發傳單的人,但是傳單上所宣傳的思想卻不脛而走。反動派的暴力,隻能激起愛國群眾的更大憤怒。全國校友會聯合會在致徐世昌要求釋放陳獨秀的電中說:“陳獨秀被捕,士林驚駭。持論是否偏激,國人自有公評,不得橫加摧殘,防民之口,其可得乎?”北京學生在給警察廳的公函中,指出捕人加罪之舉,隻能“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上海工業協會的通電中,指出:“大亂之機,將從此始。”許多抗議通電,稱這次捕人事件為興文字獄。章士釗在給北京某要人的電中說:“詎可忽興文網,重激眾怒。”“試觀古今中外,每當文網最盛之秋,正其國運衰歇之候,以明末為殷鑒,可為寒心。今日謠諑繁興,清流危懼,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舉,是真國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亂之基也。”

對於陳獨秀被捕的原因,李達曾發表《陳獨秀與新思想》一文,加以分析說:陳獨秀先生是什麼人?大家都曉得是一個‘鼓吹新思想’的書生。

“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麼緣故?因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緣故。”

“‘鼓吹新思想’的書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為現在的北京政府,是頑固守舊的政府、賣國的政府。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並且還用文字反對政府賣國的行為。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裏提醒覺悟起來。北京政府為了這樣,賣國的舉動不大方便。所以,忌到這位‘鼓吹新思想’的陳先生,想把‘莫須有’的事隨便戴在陳先生的頭上,說是在他家裏發見過激派的書籍印刷物。這事並不是真的。要把陳先生做個標本,來恐嚇許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

廣大群眾是不會因為反動派的捕禁而沉默下去的。就在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後不久,一場聲勢浩大的拒簽和約運動,又緊接而起了。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根據運動的發展,各地的學生們感到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了。

還在6月1日,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即在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集全國學聯的籌備會,“議決名稱為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並發電各地聯合會,請於兩星期內各派代表二人來滬,商訂章程及辦法,再開成立大會。”

6月12日,上海人民慶祝三罷鬥爭的勝利,示威遊行,並行開市。

同日,在上海的全國學聯籌備會召開常會,“多數以為此次要求,一為外爭外交,一為內懲國賊。今外交既未脫離悲觀境界,國賊亦止於準免本職,揆諸最初之希望,百未一達。”籌備會在致各省各團體的通電中,指出:“如曹、陸、章輩,實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樹錚實為元惡,倘不除惡務盡,雖有華盛頓莫與維新,陳東等之伏闕上書寧有濟耶?”

6月16日下午2時,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在上海大東旅館六樓召開,計到有北京、上海、留日學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濟南、嘉興、鬆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寧波、河南、唐山、蘇州、揚州等各地代表共五十餘人。

除各地學生代表外,參加大會的還有許多來賓,計有教育界人士蔣夢麟、黃任之(炎培)等20餘人;商界人士10餘人;工界人士6人;報界人士戈公振等10餘人。還有個別外賓,如教會學校的教職員等,也來參加。

許多學生代表和來賓都在這個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說,表明了各自的態度。

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在會上強調:“我輩宜去虛榮心而牢守堅忍心。”

上海學生代表何葆仁說:“中國社會不良,賣國賊必不能止絕。故本會以改良社會、正人心、敦風俗為主旨,當與中華民國終始。”

教育界代表黃任之強調:“無論何種團體,融洽一致最難,內部一有猜疑,對外即無能力。”

教育界演說的另一代表蔣夢麟,則宣揚英美的影響,他說:“杜威博士曾勸我輩嚐以英文論著送英法美諸國,引動友邦對我中國學生表同情”;又說:“中國學商工各界之活躍,實美國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

商界兩代表演說,“以任勞與修德兩端相勖”;工界兩代表演說,則希望工界能像學界舉行“公開聯合大會”。報界代表發表演說時也說:“商則應去貴族商會而別成一平民商會,此上海人士之公言也;工則處此萬國勞動同盟說盛行時代,我國更應急起直追,俾不至以地位懸殊而見屏於世界各國之勞動界。甚望商工兩界亦能早自設備,如我學界之聯合開大會耳。”

6月18日,全國學聯召開選舉職員會。北京學生代表段錫朋當選為正會長,上海代表何葆仁當選為副會長,北京學生代表陳寶鍔當選為評議長。幹事長則照章由會址所在地(上海)的學生會評議部選出。

全國學聯成立後,立即號召和組織各地學生,投入拒簽和約運動。

拒簽和約運動

工人們在罷免賣國賊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們在拒簽和約運動中,繼續表現得非常堅決和英勇。他們認為,三罷鬥爭的目的,不能止於罷免三個賣國賊。“若賣國首領未誅,賣國條約未廢,亡國之禍終難幸免。”有的工人大聲疾呼:“徐世昌去職難成事實,簽字勢在必行。簽字而山東亡,山東亡而全國隨之,亡國大難迫於眉睫,吾同胞忍坐視家國之亡而甘心作奴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