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區的鬥爭中，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對反動派的威脅最大。
在各階層人民的鬥爭中，以直接參加生產的工人勞動者，對反動派的威脅最大。
還在“六三”上海三罷後不久，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和滬海道尹沈寶昌於6月8日給北京政府的急電中即說：“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
上海地區的三罷鬥爭，推動了全國許多地區三罷的實現。而全國鬥爭的開展，又推動了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鬥爭的深入。
6月7日，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講到北京地區的情況時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氣之奮興，誠未可遏塞而致使潰決。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動情形。”
關於北京“暗有浮動”的情況，到6月10日就更加嚴重了。
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學生團體決定：“身背臥具往公府請願，一、懲賣國賊；二、青島不簽字；三、不承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如不允，即臥以待命，非允後不散。”
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各團體代表麵見徐世昌，“陳述險象，恐生大變，乞納民意，以息風潮。”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提到北京工人的鬥爭。以長辛店的鐵路工人為例。一些老工人回憶當時的情景說：“6月3日以後，賣國政府逮捕學生，上海工人大罷工。消息傳到了長辛店，我們廠裏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來這些天大夥早就沒心幹活，這時幾個工人骨幹和學生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舉行示威遊行。一天中午，史文彬和陳勵茂、張珍領著很多工人到大街藝員養成所的門口去集合，陶善琮也領著藝員養成所的學生出來了，大家上了大街……”“於是在長辛店大街上開始了第一次工人的遊行，隊伍裏邊也有幾個工頭，史文彬和陶善琮兩人在前頭領頭，有一百來個工人，藝員養成所和車務見習所的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走在後麵。”“這次遊行開了頭，以後就遊上了勁，三天兩頭盡遊行，晚上還搞過一回‘提燈會’，也是個示威遊行。”
據當年長辛店救國聯合會會長盛成的回憶，盛於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罷工的愛國捐款，下午回到長辛店，當地工人即醞釀罷工。當時任長辛店鐵路工廠副廠長的劉家驥，係曹汝霖的女婿，他在得知工人即將罷工的消息後，即在電話中告知曹汝霖，曹得知此消息後更加膽戰心驚，感到不去職是不行了。
本來，全國“三罷”實現，特別是上海工人大罷工後，北京政府已有妥協之勢，7日已釋放被捕學生，9日有了免國賊職的表示。6月10日，北京政府開始下達處理國賊的命令，但是當日上午僅僅發布了一條準免曹汝霖本職的命令，這當然不足以平民憤。新聞界報道北京學界在當日的活動說：“上午，各學校學生擬齊赴公府，謁見總統，要求懲辦曹、章、陸諸人。當由警察廳（告）各學校，謂免曹之命，上午準頒下，請即從緩。各學生遂即準備下午再行出發，準曹令既下，章、陸並無下文。乃由學生聯合會曾舉出代表六人，赴國務院、教育部兩處，請見總理及傅次長。結果當局告以章、陸免職令立時可下，學生代表立即退出。”在各界群眾的憤怒抗議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當日午後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本職的命令。
從上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讓步，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它是采取了一種敷衍塞責的態度，走一步，看一步，適可而止。
對付這種老奸巨猾的態度，隻有堅決鬥爭。10日下午，天津總商會拍給北京政府一封急電，其中說：“本日僅準曹汝霖辭職，似此可以謝國人乎……查棲息於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眾，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實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於罷市者。”
天津總商會的急電，使北洋政府極為震驚。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裏的幾十萬工人大罷工將直接威脅北京，使其反動中央呈動搖之勢。在這種“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發布了準免章宗祥本職的命令。在最後一次命令下達後，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懼的心情，急忙將以上三種命令帶往天津，“提示大眾，勸其開市。”這時，已經是6月10日的深夜了。
曹、章、陸的被免職，是人民鬥爭的結果，是群眾運動的偉大勝利。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地群眾都為之一快。陸宗輿的家鄉海寧縣，還召開了公民大會，議決為賣國賊豎石碑，使之遺臭萬年。“當場由眾踴躍輸金、飭匠趕辦，已於前日製造就，豎立邑廟前及北門外海塘鎮、海塔下等三處。碑約五尺餘長，真〔直〕書‘賣國賊陸宗輿’六大字，左右兩邊並刊民國8年6月海寧公團立，一時觀者人山人海，途為之塞雲。”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賣國賊被罷免，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算是達到了一個。但是，山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反動軍閥們仍然盤踞要津。因此，鬥爭並沒有結束。
《北京市民宣言》和陳獨秀被捕
曹、章、陸的被罷免，就反動統治者來說，不過是緩衝之計。就在曹汝霖等被罷免的前後，段祺瑞、徐世昌都曾親自至曹的寓所看望，慰勉有嘉。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皖係軍閥仍然掌握著中央政權，那些步軍統領、警察總監們仍然在北京城耀武揚威，鎮壓群眾，使許多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
因此，學生們的導師、中國思想界的先驅們，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便進一步提出了對北京政權予以“根本之改造”的問題，在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是這樣說的：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二，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三，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四，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
這個宣言雖然還存在著一定的幻想，“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但它最後也提出了“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的目標，指出了運動的方向。這在當時，還是難能可貴的。
《北京市民宣言》由五四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於6月11日到前門外等繁華街道、場所去散發。《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都親自參加了這次散發活動。
陳獨秀、高一涵等，是到“新世界”遊藝場散發的。
李大釗等則是到城南遊藝園散發的。
“新世界”遊藝場，座落在前門外珠市口西，香廠路和萬明路的交接處。這座遊藝場是一位廣東商人仿照上海的“大世界”遊藝場建造的。主樓共四層，有劇場、電影場、曲藝場、餐館、茶樓、商店等；在夏季，三、四層上還有屋頂花園。陳獨秀於6月11日晚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就是在這裏的屋頂花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