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會議後，各商號大都貼出揭帖，上書“忍痛停業，冀救被捕學生。不除國賊，誓不開市”等字樣。以上海商、學、工、報聯合會的名義，在6月5日發出的通電中，也指出：“此間工商界全體，於本日起一律輟業，與學界一致進行。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誓不反顧。”
從6月6日起，工人罷工不斷擴大。6日，華商電車公司、法商電車公司、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英商祥生鐵廠等各處工人罷工。7日，滬寧杭甬鐵路總機廠、英商別發印書房、興發榮機器造船廠、信通織布廠、閘北手工業等工人罷工。8日，日商內外棉各廠（除前述之第三、四、五廠外，還有七、八、九廠）、同濟學校工廠、華界自來水廠等處工人罷工。9日，英商耶鬆公司老船塢、瑞熔機器造船廠、江南船塢、各輪船公司、日商紗廠碼頭、叉袋角日本紗廠、上海電器公司、英美煙草公司及附屬印刷廠、浦東美孚和亞細亞兩火油棧等各處工人、水手，及全市司機、清潔工人，實行罷工。
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罷工進入最高潮。在這一天，滬寧、滬杭鐵路工人全體罷工了，輪船水手罷工擴大了（不僅水手、生火工人全體登岸，連船主雇用之管事、廚司、西崽等也紛紛離輪），各馬車行的工人也罷工了。這就是說，上海市外市內、海上陸上，交通均已斷絕了。同一天內，上海電話公司的接線生和工人，也參加了罷工。此外，電燈工人、卷煙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國職工，都相繼罷工。
在此期間，學界、商界繼續罷課、罷市。
6月11日，三罷仍在堅持。直到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的消息證實後，各界才定於6月12日勝利開市。
在上海三罷鬥爭中，出現有許多種傳單，現略舉幾種如下：
（1）同胞呀，快起來罷！再不起來沒有時候了！
京中軍警拘捕學生的惡劇，諸君曉得麼？非但腳鏈手銬，連飯都不把他們吃。同胞呀！你們想想看，就是做強盜，也沒有這種的刑罰，何況我們國民呢？我們的政府，既然如此對待我們做國民的，應當大家起來，共討國賊才是，願同胞快點起來，救國萬眾一心。
（2）警告
北政府，目無國民，倒行逆施，釀成眾怒。我同胞，惟有停止賦稅，各出捐款，以助南軍。或自結團體，誅戮國賊，協力對外。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四萬萬人，勿再自餒。
無黨派公民泣血警告
（3）勸告吾最親愛之軍人警察
吾最親愛之軍人警察，皆是吾中華民國的好百姓，何苦去幫助日本，反來摧殘吾中華民國之愛國學生。況軍警兩界大半出身山東，祖宗血地被人侵占，良心上應有何種痛苦。尚望急起挽救，與學生商民取一致行動，萬勿借口長官命令，忘卻國民義務，虐待愛國學生。
上海紳商學界忠告
（4）上海商民應有如何感想
頃閱縣商會通告，不勝痛感今日之會，乃眾商之公意，會長之召集。今被勒令停止，試思商民不能於商會開會，於何處開會？抑尚有何日開會？況集會自由，載在民國約法，何能以武力壓迫停止？民權至此剝削盡矣。嗚呼！北京政府，以日本待朝鮮之法待學生；乃上海官廳，以政府待學生之法待商民。北京學生全體罷課，上海商民應有如何感想！
上海商民泣告
學生走在運動的先頭
從上海三罷鬥爭的全過程來看，可以清楚地說明：上海學生出現在愛國運動的先頭，而商人的罷市則是由上海學生和京、津各地的學生代表聯合發動起來的。有的報紙還作了這樣詳細的描述：“學界之熱心愛國者，於前日即本月四日星夜分隊向城內外並租界等處大小各商號內，跪地泣求商界一律罷市，營救學生。一麵又到處分發傳單及當眾演說，至晚間鍾鳴十一下時，各學生尚未走散，仍在大小東門、中華路一帶當眾演說。”
從5日罷市的第一天開始，各校學生即在街頭進行宣傳講演和維持罷市秩序。當日雖遭反動軍警捕去132人，但“學生神色不變，慨然隨行。未被捕者仍繼續演講，舌敝唇焦，不畏強暴，愛國熱忱，令人起敬”。
不僅大中學生堅持鬥爭，“自晨至晚奔走呼號”，即全市小學生於罷課後，亦在教員的率領下，手執“誓殺國賊，喚醒國魂”的旗幟舉行示威遊行，而且同反動軍警展開了英勇的搏鬥。
6月9日，反動的上海護軍使下令強迫開市，軍警大批出動。當學生們聞知反動派迫令開市的消息後，深恐商界在壓力下屈服，於是紛紛集隊出動，動員商界堅持罷市，並表示為了堅持此舉，不畏軍警的任何迫害，而且行動必須一致。例如複旦的學生在出動前，共同集議說：“吾人此去，無人不抱一必死之心；吾人尤須注意者，即寧可死，不可作無秩序之舉動。兵警設有以刀槍傷吾同學者，諸君請勿顧視，仍緩步前進，當另由校役抬送醫院。同學中有一人被捕者，當全體肅然隨之。捕者為警察，全體即入警廳；捕者為兵士，全體即入護軍使署。既抵該所，有所詰問，當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語即‘國賊未除，不容不毅力堅持’。”
學生們不僅這樣講了，而且也確實這樣做了。6月9日這一天，學生又被捕100多人。當時報載：“華、租界頃刻捕獲學生有一百餘人之多，均押送護軍使署。一時學生聞此警耗，悲憤欲狂，皆願與被捕學生同受譴責，即相率自投護軍使署請罪，其數約有二千餘人，皆徒步而往。”
學生的動員和督促，是商界罷市能夠堅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商店在軍警脅迫下已經開門了，而在學生的動員和督促下，又再次關門。有的店主對學生們說：“吾等自有良心，君等於此酷日之下，步行數十裏，大聲疾呼，不避危險，吾等亦何忍坐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上海學生和北京及其他地區的學生一樣，確實是“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
上海是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交通比較便利和消息比較靈通的城市。因此，這裏的知識分子也較早地接受了新思潮的影響。
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等便報道了克倫斯基政府被推翻的消息，此後各大報紙都連續報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各國革命高漲的消息。1918年和1919年上半年，談論社會主義學說的報刊一天天增多，《新青年》《每周評論》也能夠及時地送到上海讀者手中。所有這些，對上海的青年知識分子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上海學聯所寫的《學生聯合會日刊》發刊辭中說：“自從北京有了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前途就放了一線光明，學生界漸漸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責任，知道中華民國是國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又說：“中國的報紙，往往沒有一定的宗旨，今年擁護官僚，明年可以讚成民黨；昨天講大權政治，今天可以主張社會主義，使得人不曉得他究竟是官僚，還是民黨；是普魯士主義的擁護人，還是馬克思的私淑弟子。學生聯合會的日刊，卻自始至終有一貫的主張，決不讓今日之我與過去之我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