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們都異口同聲嚴正要求：“今晚非去電拒絕簽字不可！”眾目逼視著徐世昌，要他答複。徐世昌，默不作聲，一雙鼠眼，看看這個，瞧瞧那個。看看民憤難平，才勉強地答複說：“你們青年這樣愛國是……是好的，政……政府當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簽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代表們進一步說：“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們交代。”
在代表們的強烈要求之下，徐世昌不得不囑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命令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
第七節 震撼黃浦灘，毋忘雪國恥
北京發生這一偉大運動（指5月4日的遊行）的第二天夜裏12點鍾左右，學校裏的大鍾忽然敲起亂鍾來了，而且敲個不停，全校同學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5月31日，一個天色陰沉的日子，男女學生1萬多人，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了追悼北京學生郭欽光的大會，校旗林立，靈幡飛舞。
整隊遊行至南京，學生們舉著校旗和挽聯，沿途唱歌曲和呼口號，聲威甚壯。
虞洽卿是一個媚外老手，聲名狼藉已久。
有一個商人在罷市後曾經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章。”
求新機器廠在機廠街口建造鐵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
虞洽卿的話尚未說完，即遭到群眾的怒斥：“誰人說開市？打！打！”
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
五四愛國運動（從5月4日運動的爆發到6月28日巴黎和約的拒簽），以“六三”為界限，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被人通常稱為“六三”運動。
所謂“六三”運動，是指由6月3日北京學生遭逮捕而觸發的全國響應、支援的運動，而以6月5日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為標誌的。
五四愛國運動發展到它的第二階段，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一、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二、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變為工人。
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觀察運動發展的情況時，曾這樣說：“在戰爭結束後來到上海的新時代中，苦力崛起而為這個新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興無產階級轉入行動。急進和愛國的學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看來，這個觀察，並沒有錯。
上海，這個被外國資本家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而使工人階級的隊伍進一步壯大了。
據約略統計，“五四”前後，上海的產業工人（包括紡織、印刷、繅絲、織襪、香煙、眼鏡、自來水、電器、兵工、造紙、火柴、機器、碾米、玻璃、糖果、自來火等各業工人），將近20萬人；交通運輸工人（包括鐵路、轉運公司、電車、碼頭、郵政、人力車、馬車、汽車等各業工人），達10萬餘人；手工業工人（包括成衣、理發、榨油、製鞋、鐵木、漆、豬鬃、園藝、鈕扣等各業工人）和店員，達20多萬人。
以上三項統計，共計50萬人。當時上海全市人口不過100萬人（一說150萬人）。這就是說，上海工人幾乎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半。
由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也成長起來了。1919年3月3日，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成立，當時參加者有上海各業44個公團；不久，增加到53個公團，旋又增至63個公團。這些公團中，雖不免有買辦資本家在內，但從聯合會的政治主張及在運動中的表現來看，其總的傾向，是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當是所說的商業公團，是既包含商業資產階級，也包含工業資產階級的）。
上海也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城市。當時，上海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有2萬人（北京是2.5萬人）。上海學生和北京學生一樣，都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在以上各種社會力量的基礎上，加以上海又是一個交通發達、消息靈通的近代城市，因此當北京的五四運動爆發時，上海各階層人民立起響應，密切配合，而且在某些方麵（如提倡國貨、反對日貨），運動的規模超過了北京。
5月5日，上海複旦公學的學生就聽到了北京學生5月4日遊行的消息。這一消息，是由當時兼任複旦國文教師的邵力子傳遞的。邵是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他在5月5日夜裏看到北京發來的有關學生示威遊行的新聞電訊後，即趕來複旦作報告。一位當年複旦公學中學部三年級的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北京發生這一偉大運動（指五月四日的遊行）的第二天夜裏十二點鍾左右，學校裏的大鍾忽然敲起亂鍾來了，而且敲個不停。全校同學在睡夢中驚醒過來，大家都莫名其妙。有些同學擔心是廚房失火，急忙跑出房門，可是不久又跑回來了。同學問他們究屬為了什麼事敲亂鍾？他們說：“中文老師邵力子先生在那裏敲鍾，他叫我們來喚你們去飯廳集中，他有重要消息報告。”同學們就馬上趕去飯廳，見邵老師正同大學部高年級同學談話。我們許多同學就坐的坐、立的立，等候聽邵老師報告重要消息。過了幾分鍾，邵老師就站在一隻凳子上講話了。他的報告很長，講了差不多三小時。不僅報告了北京傳來的學生運動的種種消息，而且從中日馬關條約講起……
同學們聽完了邵老師的報告，極為憤怒，主張馬上積極響應。接著大學部同學何葆仁站上凳子講話，主張推舉代表，一等天亮就去各大學和規模較大的中學聯絡，采取一致行動。另一位大學部同學朱承洵建議，在日帝國主義提出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那天，就是5月7日，在老西門公共體育場召開以學生群眾為基本隊伍的國民大會，會後開始遊行示威。何、朱兩位同學的主張，得到全場同學的拍手讚成，接著推舉了代表二十八人去各校聯絡，其他同學仍留校照常上課。
5月7日這一天，北京的大會雖未開成，但上海學生等各界人民卻舉行了2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並示威遊行，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等相繼演說，“演辭均極激昂”。《英文滬報》報道說：今日（七日）午後，男女華人及學生二萬人，各攜申討賣國賊之旗幟，與其師長群集本埠西門外公共體育場開會，抗議青島之喪失、中國官場之賣國及北京學生之被捕。主席者為黃任之君，當有數人起而演說，並通過決議案數條，電達巴黎中國代表；繼乃決定全體同赴德國總會，籲請南北代表團救國。行時秩序頗為整齊，直至法租界，當與法界官吏磋商後準其通行。旋以天氣酷熱，且為時已晏，乃決定僅派代表赴和會（按：指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惟仍有大多數學生集於德國總會之外。印捕荷槍梭巡以防擾亂秩序，實則秩序甚整，正無須印捕為之維持也。事後，據目睹這次遊行的老年人說，他們在上海住了近50年，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麵。
5月9日，為當年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的許多學校停課一天，許多工商業團體停業一天，許多戲館、遊藝場也均停止演出一天，以表示對於國恥之紀念。有的商號還以拒售日貨的行動，表示愛國的決心，如：“滬城大小東門內各商號門前皆大書特書，聲明‘本號自今日起始終不售日貨’等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