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發行日刊。為了擴大宣傳，學生們在罷課後，擬出版《五七》《五四》兩種日刊，由於經費關係，先出《五七》一種。5月20日，《五七》日刊出版了。但是，京師警察廳卻以該刊“未曾立案，違背版律”為借口，通令禁止發行。5月22日，北大學生徐驥等四人前往警廳理喻，卻被拘留了。23日，該刊不顧禁令，繼續出版，警廳則派警察四出搜索，見有閱者即強行奪去，並將承印該刊之文益印刷局封閉，拘押其經理。在此情況下，《五七》日刊遂被迫停刊。5月24日，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還專為此事發布布告說：“乃近日風潮愈演愈烈散布傳單之不已，進而集眾演說，集眾演說之不已，進而相率罷課，複有一種五七報之組織，並不呈報本廳，遽行出版，其中論調偏激，鼓煽為多，長此紛壇，地方治安，將無維持之法。”
京師警察廳在禁止《五七》出版的同時，還決定自5月22日晚起，派員監視北京《晨報》《國民公報》發稿，並進行新聞檢查。23日，《國民公報》新聞欄有空白兩處，稿件被刪。反動派對言論箝製之加緊，可見一斑。至於那些“妨害治安、敗壞風俗”“專以鼓吹社會革命、無政府同盟罷工、共產等邪說為宗旨”的“進化雜誌、民聲叢刊、工人寶鑒、太平等印刷品”，當然也都一律查禁了。
第四，組織護魯義勇隊。還在5月11日，北京學生就有組織義勇隊的計劃。此次罷課宣言中，學生們又提出：“組成北京護魯學生義勇隊，以備我國家不時之需。”學生們在罷課後，此項計劃得以實現，其中以清華學校的成績較著：學生們在校內搭起帳棚，經常操練，學習槍法、戰術，並聘有教官講授軍事學。
反動派的鎮壓與分化
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就首先百般設法破壞它。
5月4日的愛國運動爆發後不久，日本駐華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斷提出警告，要求取締學生的“排日”運動。當學生在街頭講演時，在華之日本浪人則不斷進行破壞活動。在東京，日本警察則以野蠻手段大捕中國學生。日本駐華軍艦，則紛紛駛泊天津、吳淞、青島、山海關各埠，並以駐京陸軍示威，進行軍事恫嚇。因此，在北京也竟出現了這樣的咄咄怪事：駐京日軍一個排，持槍遊行示威，至中南海總統府門前橫行而過，而中國守門之陸軍不僅不加阻止，反而向其行禮，而驕橫之日軍則“傲然不顧”。按當年中南海總統府大門前有東西兩門，是一般行人不能通過的，曾揭有“車馬行人，不準經過”之明白告示。因此日軍的這一行動顯係違法，侵犯了我國主權。而中國守軍之表現，則顯係媚外，反映了中外反動派之間曖昧關係。
5月19日學生總罷課後，日本侵略者的幹涉變本加厲。21日，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嚴厲責問的照會，要求取締反日言論和“過激”言論。照會中說：“近來北京方麵散布‘膠州亡矣！山東亡矣！’等傳單，傳之於各省各處，實行煽動，排斥日貨。此種傳單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故意曲解、讒誣中傷之行動，本使殊難默視。”照會警告說：“而貴國政府，對於此等荒唐無嵇（稽）之無政府的主張，阻害友邦國交、挑撥兩國國民惡感之言動，並不加以何等之取締，本使甚為遺憾。若放任此等風潮，不僅釀成貴國內政上意外之擾亂，且引起兩國國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憂慮。茲特照請貴國政府，於此時深加考量，速籌適當之處置，是為至盼。”
對於日本公使這樣一個蠻橫無理的照會，《每周評論》編者陳獨秀曾加以評論說：“有一班好說直話的人，以為小幡公使的照會，不是對等國的口氣，簡直是中央政府對於地方長官申飭的命令，未免太不客氣了。”
5月23日，北京“東城學生演講團複與日兵口角互毆，雙方拘捕數人”，日本公使“借口上述事項兩次提出嚴重交涉”。
英美和日本在爭奪中國問題上有矛盾，在運動初期，它們的幹涉並不像日本那樣露骨，特別是英美等國的人民，還對運動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當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使英美侵略者感到所有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統治都受到威脅時，他們的態度就不同了。5月20日的美國《大陸報》以《列強對華的積極外交政策》為題發表社論說：“如果中國某些行政部門不放在外國人手中，交其控製，中國就站立不穩。”又說：“中國內部各種關鍵性事業，均應交由外人來監督。不如此，中國是沒有希望的。”5月21日，各國駐京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會同調查”他們的旅華僑民是否因抵貨運動而受到了損失，如有損失，應予“賠償”。到了“六三”以後，當運動的中心轉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華基地上海時，英美侵略者的凶殘就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在帝國主義幹涉，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幹涉下，中國反動派唯命是從，按照其主子的意旨，對運動進行破壞。特別是5月19日總罷課後，日本公使的曆次責問和東城事件（23日）的發生，使反動派大為恐慌起來，“政府諸公群認學生之行動為妨礙邦交”，於是，他們展開了大規模的鎮壓活動。
5月23日，北京政府內務部在給京師警察廳的訓令中說：“近聞京師地方排日風潮，愈演愈烈，竟有製成泥偶，指作日人，陳列道路，加以種種汙辱。又各學校所組織之學生演說團遊行街市，所有旗幟及宣言，有指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字樣。似此昌言不諱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國家友誼，亦且擾亂地方治安。且現聞安徽蕪湖地方，並有擊毀日人商店，毆打日人情事。萬一京師地方亦遇有前項同一事實發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維持治安之道。”因此，內務部要求北京警務機構嚴格取締“排日風潮”。
接著，北京的警察廳和警備司令部派出了大批軍警，禁止學生們的集合、講演。“24日，商學界聯合會在北京大學開會，突來武裝警察200餘名，包圍該校，捕去學生6名。”
5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向北京地方及各省的文武官員下了一道嚴厲鎮壓愛國運動的命令，令中說：“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眾遊行、演說、散布傳單事情。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群言泛濫，多軼範圍。而不逞之徒，複借端構煽，淆惑人心……著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製止。其不服製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重。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
同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長會同教職員於三日內“督率”學生一律上課。從這一天起，反動軍警們對學生運動的鎮壓變本加厲。荷槍實彈的步兵、馬隊在北京的各街道上，來往穿梭；學生講演團的旗幟被奪去，傳單被撕毀，聽眾被驅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