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安徽懷寧人。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
當他一涉足於政治鬥爭，便把矛頭直指封建軍閥，把希望寄托於的人民的覺悟和群眾的政治運動。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樣是為歐戰勝利發表演說，李大釗看到的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軍國主義的失敗；而胡適宣揚的則是美帝國主義的勝利，吹噓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所謂和平十四條，在群眾中散布對美國的幻想。
胡適在演說中說：“這一次協約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美國所以加入戰國，全是因為要尋一個‘解決武力’的辦法。”“如今且說美大總統所主張，協約各國所同聲讚成的‘解決武力’的辦法是什麼？”即：“把各國私有的武力變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變成了世界公有的國際警察隊了。這便是解決武力的辦法。”
胡適在這裏宣揚的“解決武力”的辦法，即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8年1月8日在美國國會演說中所提出的十四條。
十四條，曾轟動一時。為了剖析，有必要先看一下它的原文：
一、公開之和平條約，以公開之方法決定之。
此後無論何事，不得私結國際之盟約。凡外交事項，均須開誠布公執行之，不得秘密從事。
二、領海以外，無論和平或戰時，須保絕對的航海自由。
但於執行國際條約時，得以國際之公意，封鎖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
三、除卻各種關於經濟之障礙物，使利益普及於愛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國。
四、立正確之保障，縮小武裝至最低額，而足以保護國內治安為度。
五、對於殖民地之外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殖民地人民之公意，當與政府之正當要求共適權衡。此種主義，各國須絕對尊重，不得絲毫假借。
（以下第六條至第十三條，係論及俄國、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匈、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地內哥羅、土耳其、波蘭等國具體問題者，均從略。）
十四、確定約章，組織國際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其實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權利。
如果不被以上各條許多美麗的辭藻所迷惑，透視一下，就不難看出：
在其第一條中，雖然在形式上提出反對秘密條約的字樣，但實際上是為了擴張美國霸權。因為，這一條在當時的意義，隻是反對了那些沒有美國參加並妨礙美國擴張計劃的那些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密約。
在其第二條中，雖然提出了“航海自由”的口號，但其目的，是在於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以便美國取而代之。
在其第三條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再一次宣揚“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其目的是借各國在戰後精疲力竭之際，使美國控製世界市場。
在其第四條中，提出所謂縮軍問題，其目的在於解除美國對手的武裝。
在其第五條中，提出“公道”地解決殖民地問題的虛偽口號，而在實際上，是美國要求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在其第十四條中，提出了國際聯盟的計劃，其目的是要動員國際反動派的一切力量在美國統率之下，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和世界革命的活動。
威爾遜十四條的實質，時間過得愈久，暴露的也愈加清楚。但是，它在當時確實迷惑了很多人。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發刊詞（1918年12月）中，就認為：“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既然陳獨秀都這麼說，那麼青年學生中受迷惑的人就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門前表示祝賀。北京各校的學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國使館去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1919年1月，巴黎和會開幕，社會各界輿論中就充滿了更多的幻想，報紙雜誌紛紛著文慶祝，上海《民國日報》在1919年1月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歐戰的勝利說成是“協約國及美國之大戰成功”，說這次巴黎和會召開時，中國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使中國能夠“在英法美並駕齊驅”。一個作者在一篇題名為《歐戰後中國所得之利益》一文中，不僅幻想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提案會成功，而且預卜和會討論範圍以外，中國還能夠獲得許多根本利益（如“軍閥勢力之消滅”“海外移民之發展”、“道德基礎之穩定”等）。認為中國從此會來一個大翻身。這實在是太天真了！
梁啟超當時寫了《國際聯盟與中國》一文，說：“今次之戰，為世界之永久平和而戰也。”他認為威爾遜提出的“國際聯盟”是實現“將來理想的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並說：“吾國人熱望此同盟之成立，幾於舉國一致，此吾所敢斷言也。此同盟最要之保證條件，即在限製軍備。故吾謂我國為表示此熱望之真誠起見，宜率先厲行裁兵。蓋侵略主義既為天下所共棄，此後我友邦斷無複有以此加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麵之製裁，使莫能發，故此後更無國防之可言。”
梁啟超在這裏替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大肆宣揚了一番，斷言中國“舉國一致”“熱望此同盟之成立”，並認為天下從此沒有侵略主義了。梁的這番和平主義的散布，毫無疑問，又加重了人民群眾中原有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除了上述這種突出的和平主義論調外，當時的許多群眾團體也曾經企圖聯合起來，向巴黎和會表示人民的願望，給和會以影響，使其實現中國獨立的要求。例如，留日學生救國團曾提議組織赴歐公訴團；國民對日外交後援會決議派代表赴歐；上海工商界的許多團體曾組織中華工商保守國際和平研究會，並聯合全國商會聯合會及各省商會，共同向巴黎和會提出要求。
盡管這些群眾團體顯示了必須以群眾力量來影響和會的意願，但是，它們對和會充滿幻想，這又是和上述那種論調共同的。留日學生救國團在提議組織國民赴歐公訴團的意見書中說：“茲值戰局告終，和會開幕，強權失敗，公理昌明。正我國人仰首伸眉，理直氣壯，求公判於世界各國之會。”
“公理戰勝，強權失敗”，這簡直成了當時人們的一句口頭禪。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戰勝強權”這一句話。克林德碑由東單移到了中央公園，上麵大書的也是“公理戰勝”這四個字。
公理戰勝了！公理戰勝了！
但是，公理果然戰勝了嗎？
請看事實的回答。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分贓會議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戰勝的協約各國忙碌起來了。它們紛紛擬定各種瓜分世界的藍圖和許多具體方案，準備到巴黎去開“和會”。所謂和會者，分贓會之別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