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為了組織湖南青年的勤工儉學，第一次到了北京。
這時，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習時的老師楊昌濟（字懷中，即楊開慧之父），應蔡元培的聘請，已在北大擔任倫理學和倫理學史的教授，全家住在豆腐池胡同九號。
地安門外，鼓樓東大街，道北，有一個比較寬敞的胡同，名寶鈔胡同。進此胡同，一直往裏走，快到北頭的地方，路西又有一胡同，即豆腐池胡同。楊寓門牌，原為九號，現為十五號。當年，這個院落裏，北房有兩排，中排三間後排三間。楊家父女即住在中排房裏，楊昌濟住東間，楊開慧住西間。除北房外，還有三間南房，即一進大門靠左側的房屋。毛澤東初到北京，和蔡和森一起，就住在這三間南房的東間裏。
毛澤東在楊家住了不久，即遷居三眼井（現名景山東胡同）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七號（現八號）。這裏院落比較狹窄，房屋比較低小，毛澤東和湖南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羅學瓚等八個新民學會會員，就住在這個小院的北房西間，“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八個人擠在一起，翻身時都要事先打個招呼。毛澤東在這裏住了半年左右，條件雖差，但距離北大紅樓很近，工作和聽課，都很方便。
這時，經楊昌濟教授介紹，毛澤東已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月薪八元，和當時北大工友的工資相差無幾），和李大釗共處紅樓。毛澤東當年的工作地點是北大圖書館第二閱覽室（“日報閱覽室”“新聞紙閱覽室”），即沙灘紅樓一層西頭南麵的第三大間。他的具體任務是登記每日報刊和閱覽人員的姓名。
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北大這個學習環境，他積極參加北大的哲學會、新聞學研究會，旁聽大學課程，並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接觸。北大的老工人曾有過這樣的回憶：毛澤東不愛修飾，經常穿著一件藍布大褂，上午在圖書館管理書報，登記閱報人數。下午到李大釗辦公室外邊的一間會議室，坐在窗下的一張三屜桌前幫助李大釗拆看公文和信件。當時的進步學生也經常在那間會議室裏開會。
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正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候。李大釗論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正陸續發表。由十月革命而引起的新思潮，正在中國洶湧澎湃，一瀉萬裏，勢不可擋。北京大學各種研究新思潮的學術團體，正紛紛成立，青年毛澤東，如饑似渴地學習、探討各種新思潮。他除了積極做好赴法人員的準備工作外，抓緊一切時間在北大旁聽、閱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並和老友鄧中夏一起討論中國社會問題，多次到長辛店了解工人狀況。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為送勤工儉學生出國，離開北京去上海，在那裏停留了20天。他在上海期間，經常住南市斜橋湖南會館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並親到碼頭送走了第一批去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
同年4月中旬，毛澤東由上海回到長沙後，即向新民學會會員報告了此次北上的經過，號召他們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準備迎接革命的風暴。
其他
除以上所舉的幾個著名社團外，在各地區及各種學校內還有很多類型的社團的建立。有的是公開活動的，有的還帶有一定的秘密性質。如1918年學生請願後在北京高等師範中由匡互生等人組織的同言社，就是為避開學校幹涉，以練習講演為名，為秘密準備再一次的請願活動而成立的。這是一個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立的愛國主義組織。後來這個組織的成員逐步接受了工學主義思想，並在1919年5月3日成立了工學會。
除同言社、工學社，有幾個學校的少數學生還組織有共學會。這三個小組織的成員，起初都是比較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他們都激烈反對強權主義。在五四運動中，這三個小組織的幾個成員，包括匡互生等，曾對友人委托後事，立好遺囑，準備犧牲。
匡互生在1925年所寫的回憶錄，分析1918年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後成立的各小團體情況時說：“幾個月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20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團體，如各校少數抱著愛國主義的學生所聯合組織的國民雜誌社和北京大學少數抱著文藝革命思想的學生所組織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並且我現在也不願把他們的學校的名字宣布的團體，如某校少數抱著激烈的主張的學生所組織的同言社、工學會，和某某三個學校少數學生所組織的共學會等，都是當時比較有力的團體。並且因為前麵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種事實的壓迫一天緊張一天，這些團體的彈性也就跟著一天強固一天。到了民國八年四月，這些團體就不約而同的有一個舉行五七示威運動的大預備，同時並且得了全體同學加入的同意。”
綜上所述，各種社團的興起，說明了知識界的文化運動發展到了這樣一個新的階段：文化鬥爭不僅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而且在鬥爭中知識界已感到了組織起來的必要。上述各種社團的出現，實際上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摘自《五四運動史》）
第五節 幻想的破滅：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
走進中山公園的大門，迎麵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頭牌坊，白（大理石）身藍（琉璃瓦）頂，上麵還雕刻著飛禽走獸，很是威風。
賽金花洋洋得意地說：“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
整個北京大街小巷，懸滿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國旗，電燈晝夜照耀著。鑼鼓聲、樂器聲響成一片。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情緒特別好，“興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邀北京大學教員於15、16日舉行對民眾的演說大會。
11月30日晚，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門前表示祝賀。
王、顧二人趕忙整理裝束，急匆匆趕往會場。
中國代表聞此消息，如雷電劈腦，痛不欲生。
簽還是不簽？這是令徐世昌等人極費腦筋的問題。
對巴黎和會幻想開始破滅的時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
克林德碑拆遷改名“公理戰勝”碑
走進中山公園的大門，迎麵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頭牌坊，白（大理石）身藍（琉璃瓦）頂，上麵還雕刻著飛禽走獸，很是威風。這就是最早的克林德碑。這座碑，原先在東單牌樓的北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遷到這裏，改為“公理戰勝”碑；全國解放後，又改為“保衛和平”碑，郭沫若親書的這四個金色大字，現在仍閃閃發光。
克林德碑是怎樣樹起來的？又是怎樣遷到中山公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