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固派一心想把陳獨秀逐出北大。在這種情勢下，上海《申報》登出北大教員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四人被逐的消息，謠言一經刊出，讀者信以為真，於是輿論嘩然，北京、上海各報紛紛發表評論，立即爆發了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
北大原訂於1919年的暑假實行文理科合並，不設學長，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推舉馬寅初為教育長。為封建勢力最為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排擠了。
1920年前魯迅雖然沒有在北大任教，但由於他長期在教育部工作，又因為和《新青年》的關係，因此他和北大的一些教授們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新青年同人，思想各有倡導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參加到編輯部中來並成為主要的撰稿人。據沈尹默回憶：“《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周而複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號，曾將這種輪流編輯辦法公諸於眾，據六卷一號封裏《本誌第六卷分期編輯表》所載名單是：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錢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大釗；第六期，沈尹默。
這樣，就以《新青年》為中心，大體上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陣營。
從這些《新青年》同人來看，他們的政治思想是很不一致的。例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胡適就在美國發表文章，反對留美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要人們保持“鎮靜”。他當時就遭到留美中國學生的責罵。
當時，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中國傳播，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仍然是進化論，即嚴複翻譯的《天演論》。這仍然是“五四”前啟蒙運動的指導思想，《新青年》同人大都是接受的這種思想。
同樣是以進化論思想為指導，但《新青年》同人們由於各自的實踐不同，又表現出思想的歧異。試以陳獨秀和李大釗來比較。
進化論的基本觀點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種思想在19世紀末的中國民族危機中曾起了警鍾的作用，它摧毀了清朝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號召國人起來“自強”。不自強，弱國一定要被強國所滅亡。
《新青年》編者陳獨秀，宣揚的也是這種思想。他在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即說：“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說：“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
達爾文的進化論對生物科學有著很大的貢獻，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都給以極高的評價。列寧指出：“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種看做彼此毫無聯係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
但是，把這種學說用於解釋社會現象，卻不能不產生一些錯誤的結論。因為，“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都無疑地給侵略者以借口。因此，恩格斯說：“想把曆史發展及其和錯綜性之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結在貧乏而片麵的公式‘生存鬥爭’中，真是完全的幼稚。”他指出：“把曆史看作一係列的階級鬥爭，比起把曆史單單歸結為生存鬥爭的彼此之間極少差異的各個階段，就更有內容和更深刻的多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陳獨秀和他的前輩一樣，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在陳獨秀看來，中國所以落後，並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於自己的不長進。別人強，自己弱，所以活該挨打。《青年》雜誌創刊前一年，1914年10月，他在《甲寅》雜誌發表《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竟說：“海外之師到，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1918年10月，陳獨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大罵義和團，說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是由於“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而義和團所以鬧事，則是由於這樣五種原因：
（一）道教；
（二）佛教；
（三）孔教；
（四）中國戲；
（五）守舊黨。
他說：“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陳獨秀列舉了種種原因，就是沒有找出產生義和團運動的最根本原因――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中國人民的一個最主要的敵人，在陳獨秀筆下，就輕易地被開脫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的時候，對當時正在泛起的帝製逆流，也沒有進行直接鬥爭。在陳獨秀看來，袁世凱所以實行帝製，是由於人民的覺悟不高。《青年》雜誌創刊時，有一個讀者要求批判袁世凱的帝製運動。陳不以為然，他說：“國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乎其為政府矣。”
在這裏，陳獨秀的說法和嚴複早期的觀點有了非常近似的地方。嚴在翻譯《法意》時，曾寫過如下的案語：“夫一國之製，其公且善，不可以為一人之功，故其惡且虐也，亦不可以為一人之罪，雖有桀紂，彼亦承其製之末流，以行其暴，顧與其國上下，同遊於天演之中，所不可以自拔者，則一而已矣！”用天演公例，把封建暴君的罪惡給開脫了。陳的說法和嚴的觀點如此近似，很可能有些師承的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都用進化論看問題，而不是用階級論看問題。
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自強”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辯證關係，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提高人民覺悟和反封建專製鬥爭的辯證關係，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時，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時的政治鬥爭脫節。他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又說：“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
李大釗在“五四”前接受的也是進化論的思想。
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他號召人們積極進取，自強不息：“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
在這種影響下，他也錯誤地歌頌過德意誌帝國，並說它在大戰中會得勝。他說：“惟德意誌與匈牙利，此次戰血洪濤中，又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發，以揮展其天才矣。由曆史考之，新興之國族與陳腐之國族遇，陳腐者必敗；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沉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同樣是受進化論的影響，但李大釗的早期活動，和陳獨秀相比，顯現出一些特點：
第一，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在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中，在反對袁世凱帝製運動的鬥爭中，李大釗都是積極的參加者和倡導者。他為留日學生總會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是十分激動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