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軍最初的作戰計劃是：首先以主力攻打兩湖，消滅直係軍閥吳佩孚；然後再集中力量進攻盤踞在東南五省的孫傳芳，最後向北方挺進，與奉係軍閥張作霖決戰。由於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和北伐軍廣大將士的英勇作戰，加之蘇俄的援助，北伐軍自1926年7月誓師之後，進展迅速，8月間便占領了湖南，9、10月間又先後攻占了漢口、武昌，將吳佩孚的精銳部隊大部消滅。11月間，北伐軍的作戰重心東移，在江西擊敗了孫傳芳的主力，然後繼續向江蘇、浙江、上海一帶挺進。
北伐戰爭的興起和發展，使1926年下半年的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北伐軍的衝擊下，北洋軍閥的幾個主要集團，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打擊。其中，直係吳佩孚所受打擊最重，孫傳芳次之。隻有張作霖為首的奉係軍閥集團，因地處北方，尚未與北伐軍直接對陣。
但是，整個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對奉張集團的衝擊也很大。在張作霖看來，1926年下半年的形勢劇變，既有憂也有喜。憂的是，“赤化”勢力迅速蔓延，且如此“囂張”，“反赤”勢力卻不堪一擊，一個個敗下陣來。喜的是，“反赤”勢力，如吳佩孚集團、孫傳芳集團既是他的同夥，又是他的競爭對手，他們已一個個被削弱。
正是在這種憂喜交加的複雜心情支配下，善於鑽營的張作霖，開始采取應變之策，企圖趨利避害。
9月7日，也就是吳佩孚兵敗，從漢口逃出的第二天，張作霖在奉天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討論奉係在當時形勢下的行動方針。會上，因看法不同，發生了爭論。張宗昌、褚玉璞等力主奉軍應“南下討赤”，首先以“援吳”的名義，乘吳佩孚之危，奪取京漢線與河南，然後反攻武漢，打退北伐軍的進攻。張作相、吳俊升等表示反對。他們主張在北方固守，以逸待勞，不要主動出擊。張作霖本人則傾向於第一種意見，讚成“南下討赤”。他認為這是一舉兩得之策，既可擴大奉係的地盤，又可阻北伐軍北上。會議遂按張作霖的旨意，作出了“南下討赤”的決定。
不料，吳佩孚對張作霖的心思洞若觀火。因此，當張作霖致電吳佩孚，告之奉軍將南下“援吳”時，吳佩孚雖已焦頭爛額，卻拒絕奉張南下的建議。他複電說，他還有十萬雄師，可獨立反攻武漢，無須勞駕奉軍，隻求張作霖能在餉械方麵予以接濟。此外，也許是為了不過分激怒張作霖，吳佩孚決定放棄他對北京政府的控製權。他對張作霖說，中央政治悉聽奉方全權主持。實際上，吳佩孚此時已無力顧及北京政府了，此舉不過是給張作霖送個順水人情罷了。
張作霖“假途滅虢”的把戲雖然沒有耍成，卻也並非毫無所得。既然吳佩孚明確表示不再管北京政府的事，張作霖也就不再客氣，立即采取行動，將北京政府的控製權全部收歸己有。
首先，張作霖迫使擔任北京衛戍司令的直係大將王懷慶下台，命奉係將領於珍取而代之。接著，又唆使奉魯軍以“索餉”為名，逼迫杜錫王圭內閣辭職，讓外交總長顧維鈞出麵組閣。然後，張作霖又命令奉魯軍奪取京漢路北段，占領原被吳佩孚控製的保定、大名。
在連連得手之後，10月11日，張作霖從奉天南下到了天津，住進蔡園。他此次離開奉天老巢，移住天津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就近控製北京政府，為自己從後台走向前台作準備；二是根據國內形勢的新變化，尋求新的對策。
此時，在國內政局演變過程中，又出現幾個新的動向。一是年初被迫出國的馮玉祥，已從蘇聯回來，東山再起，重新就任國民軍總司令。9月15日，他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北伐戰爭的聲勢因此更加浩大。二是繼吳佩孚兵敗兩湖、逃往河南之後，孫傳芳也敗於江西，所部主力幾被全殲，他本人在逃回南京後已有與奉魯軍合作之意。三是長期盤踞於山西的地方軍閥閻錫山，也因南方北伐深感受到威脅，也表示要同奉係聯合，抵抗北伐軍。
這就使張作霖產生了以奉係為主，聯合各派軍閥共同“反赤”的設想。這樣做，一來可以壯大“反赤”陣營的聲勢，更好地對付南方北伐軍；二來也可乘機抬高他本人和奉係集團的地位，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張作霖決定召開有奉、魯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並邀請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派代表參加，共商聯合“反赤”大計。
11月14日，會議在天津蔡園開幕。會上，張作霖一再聲稱，他本人並無野心，也不想當總統，隻是想把北洋各派團結起來，聯合孫、吳兩帥，共同“反赤”。與會者對共同“反赤”無異議，但對具體做法卻意見不一。張宗昌等人再一次提出，兵貴神速，應盡快派奉、魯軍南下，援助吳佩孚、孫傳芳兩帥，張作霖支持此議。但吳佩孚的代表遲雲鵬卻表示反對。他說，吳大帥命他赴津，不是來請援兵，隻是來請求張大帥接濟餉械的。孫傳芳的代表楊文愷也說，孫大帥的意思和吳大帥一樣。剃頭挑子一頭熱，會議陷入了僵局。
然而，此時孫傳芳突然親自來到天津，給會議帶來了轉機。
自從孫傳芳在1925年10月間發動浙奉戰爭，從奉係手中奪取了蘇、皖、滬的地盤之後，與張作霖一直處於敵對狀態。南方的北伐開始後，孫傳芳首當其衝。起初，他十分自信，認為憑著他的五省聯軍，抵擋北伐軍沒有問題。但吳佩孚一敗，兔死狐悲，孫傳芳的自信心便大打折扣。為預留後路，孫傳芳開始改變態度，決定同張作霖改善關係。大敵當前，張作霖深感北洋係團結的重要，也不念舊惡，對孫傳芳表示諒解。張作霖還主動派孫傳芳的舊日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向孫傳芳轉達他希望各派聯合，共同“反赤”之意。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孫傳芳也複電張作霖，說：“願追隨左右，共挽頹局。”張作霖接電後，進一步表態，勉勵孫傳芳說：“玉帥新挫，武漢已失。東南半壁，全賴我兄支柱，討赤素誌，貫徹始終。弟以大局為重，微嫌小隙，早赴東流。倘有所需，敢不黽勉。”孫傳芳見張作霖如此大度，趕緊派代表到濟南與張宗昌、張學良密談，同奉係簽訂了合作“意向書”。
不過，孫傳芳對張作霖仍存有戒心，擔心奉係會乘南下援助之機，將他的地盤占為己有。因此，他一方麵與張作霖重歸於好，一方麵也像吳佩孚一樣，拒絕奉、魯軍南下，隻求張作霖在餉械方麵予以支持。但孫傳芳錯誤估計了形勢。占領武漢後，北伐軍立即轉兵江西。不到一個月，就把孫傳芳在江西的主力擊潰。孫傳芳雖親自赴九江督師，也於事無補。江西一敗，孫傳芳雖然還占有江、浙、皖、滬等省區，但元氣已經大傷。北伐軍攻勢銳利，孫傳芳自知繼續獨立抵抗北伐軍已不可能，故不得不重新考慮借重外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