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單力薄的馮玉祥，感到一時難有所為，隻好以“消極”來對抗。馮玉祥多年後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局麵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麵萬分消極。”大約就在段祺瑞就任總執政以後不久，馮玉祥決定離開北京，前往京西天台山“休養”。當馮玉祥將此打算告訴張作霖，頗會表演的張作霖，竟跳起來說：“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蛋！”當然馮玉祥離京，其實也是以退為進之計。
馮玉祥走了，孫中山不久也去世了。張作霖成了北京政府惟一的“太上皇”，躊躇滿誌的張作霖又眯縫著眼睛，窺伺著南方……
第十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四）
“我不打人，絕沒人敢打我”
打敗曹錕、吳佩孚以後，奉軍大批入關，熱河和津、榆地區，隨處可見趾高氣揚的奉軍，但張作霖並不滿足，開始計劃謀奪東南各省。
馮玉祥走後，曾與馮玉祥同謀起事，一度擔任直隸督軍的王承斌也在奉軍的壓迫下避入天津的外國租界，直隸督軍的位置空了出來。張作霖有意讓奉係的大將李景林繼任，徹底奪取直隸省。但是，段祺瑞也想讓皖係控製直隸。經過兩次軍閥混戰，皖係的實力和地盤已消滅殆盡。段祺瑞是靠奉係的支持才當上臨時總執政的。上台以後，他當然不能不仰承張作霖的鼻息。但是，段祺瑞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想利用手中的權力，扶持殘存的皖係勢力，重新取得一部分地盤。當時，原浙江督軍盧永祥算是皖係尚存的一根“血脈”，因此，段祺瑞未同張作霖及奉係商量，便先下手為強，發表盧永祥為直隸督辦，即原來的督軍。任命一公布，即遭到李景林等奉係將領的堅決反對。奉、皖兩派因此發生爭執，一時僵持不下。
擅於玩弄權術的張作霖，再次親自出馬，專程趕到天津，以解決長江各省問題為名，在天津召開了由奉係將領和盧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吳光新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張作霖一再聲稱，他開這個會是要為嘉帥盧永祥出一口惡氣，幫助盧永祥報被直係齊燮元打敗的一箭之仇，決非為奉係爭奪地盤。他表示，他要派一部分奉軍歸嘉帥指揮，南下討伐齊燮元，成功後即保舉盧永祥為江蘇督辦，吳光新任安徽督理。吳光新當時雖擔任奉軍軍長，但又是段祺瑞的妻舅，實際上屬皖派人物。張作霖還慷慨地承諾，所有南下討齊的軍費，全由他負責代籌。
張作霖這一番十分“仗義”的話，盧永祥和其他皖係人物也頗覺中聽，遂一致表示讚成。其實，張作霖使的是調虎離山計。他以支持盧永祥回東南為名，拐彎抹角地否定了段祺瑞任命盧永祥為直隸督辦的決定，為奉係奪取直隸掃除了障礙。而且，張作霖心裏明白，皖係已沒有實力，全靠奉係支持。即便在奉軍幫助下，取得了東南各省的地盤，皖係那幾個光杆司令也難以立足，最終還不乖乖地把東南各省讓給奉係？
段祺瑞、盧永祥等接受張作霖的建議，北京政府先後下令免去齊燮元的江蘇督辦一職，改任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李景林為直隸督辦。
張作霖如願以償地取得了直隸地盤後，也“履行”自己的承諾，派薑登選、張宗昌率領一部分奉軍，以“宣撫軍”的名義南下，護送盧永祥到江蘇就職。
北京政府關於盧永祥、齊燮元的任免令發表後，齊燮元一開始曾表示“服從”，但一星期後，又宣稱抵製北京的任命，反對奉軍南下，並聯合另一個直係將領孫傳芳，突然舉兵占領上海，擺出準備與奉軍一戰的架勢。已經進抵南京一帶的奉係“宣撫軍”一不做二不休，由張宗昌率領，東進上海，準備用武力驅逐齊燮元、孫傳芳所率的直軍。
上海總商會眼見戰禍將臨，慌了手腳，急忙向北京政府和奉、直兩方提出不在上海駐軍、不設軍職和將上海的兵工廠移往他處的建議。孫傳芳因未做好戰爭準備，覺得真打起來，直軍並無取勝的把握，故對上海總商會的建議表示讚同；段祺瑞也擔心如戰事擴大，殃及租界洋人利益，不好收場，也讚成上海總商會的辦法。為了安撫孫傳芳，段祺瑞又同時補充任命孫傳芳為浙江督辦、盧永祥兼江蘇督辦、周蔭人為福建督辦，以表示雖免齊燮元之職，但對浙、閩並無侵吞之意，對齊、孫進行分化。
孫傳芳果然上鉤，放棄了對齊燮元的支持，暫取觀望態度。這樣一來，孤立的齊燮元不得不於1925年1月28日逃亡日本，而張宗昌所部宣撫軍則兵不血刃地開抵上海，將群龍無首的齊軍全部繳械。同年2月3日，直、奉、皖三方代表孫傳芳、張宗昌、吳光新在上海簽訂了一個和約，規定：浙、奉兩軍均退出上海。
張宗昌撤出後，盯上了山東這塊寶地，想憑借武力取山東督辦鄭士琦而代之，奪取一塊完全屬於自己的地盤。張作霖也覺得，山東地處華北與長江流域之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奉係要經營東南各省，必須將山東控製在自己手中，否則津浦鐵路就可能被對手切斷，於奉係不利。因此，張作霖向段祺瑞提出要求，將鄭士琦調離山東，以張宗昌繼任。段祺瑞照辦，遂於1925年4月24日發布命令，特任張宗昌為山東省督辦，改任鄭士琦為安徽省督辦。鄭士琦不敢與奉係爭鋒，隻好乖乖地走人。不過，他在安徽也未呆長，四個月後他的安徽督辦一職，又被奉係將領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