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26日下午，馮突然以南下當麵征求各省督軍關於戰和的意見為名，帶領十五師部分官兵1500人，子彈200箱，輜重車數十輛，偷偷出京，實則是奔赴南京，不再北歸。27日，到達蚌埠，向安徽督軍倪嗣衝大發牢騷，說：“督軍不聽中央的命令不必說；就是一個師長、旅長，索餉索械比什麼都凶，一點點不如意就要反抗中央，請老弟代我想想，這樣的總統做得下去嗎？”這時，皖係發現他逃出北京去南京，實行其與南合作、向北討伐的計劃時，段祺瑞密令倪嗣衝把他截住，逼他返回北京。結果，他不僅未能跳出火炕，不得已又返回了北京，還被迫發表了對南方的“討伐令”，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率部進剿，曹錕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嶽前敵總司令。在皖係武人接二連三的攻擊下，他招架不住，於2月5日又發表了一個“罪己詔”，責備自己“無知人之明”，“無料事之智”，以平息皖係軍閥們的怒氣。
他如此軟弱無能，國務總理王士珍更受窩囊氣，鬧著向他辭職。他對著王士珍作揖說：“老哥，你叫我為難了，我受了半年的活罪，比項城、黃陂（指黎元洪）受的罪更多。老哥又要離開我，叫我怎麼辦呢？”王士珍說：“我替總統受的罪也不少了，找個替身替總統幫忙吧。”2月20日，王士珍說什麼也不到國務院辦公了，馮國璋不得不準其辭職。這時，他又矮了大半截，去請段祺瑞複任國務總理。段祺瑞淡淡地一笑說：“現在已不是責任內閣，人人可以幹，何必一定要我來幹呢！”他無計可施，又到處磕頭作揖，任命了內務總長錢能訓代總理。他在泥潭中不能自拔，又無路可走，3月4日，擬就了辭職電。總統府秘書長聞訊後，急忙把電稿追回，並去安慰他。他說：“誰想到時局！總理沒人幹，請東海（徐世昌），東海不來；請芝泉，芝泉不理；請杏城（楊士琦），杏城沒有回音。錢斡臣（錢能訓）天天鬧著不肯代，難道叫我自己兼國務總理不成！政令不出都門，不知他們把我置於何地！好，你們替我預備兩部騾車吧。”不管他是否真心要下台，但他所說的處境確實是真實的。此後，他逢人就表示自己決不戀棧，並說：“做一個無憂無慮的老百姓，總比在這兒活受罪的好。”
3月7日，他以無副總統可代，無正式內閣可攝行大總統的職權、無國會為由，向不倫不類的督軍團提出了辭職。電文中說自己“因緣時會，謬攝政權，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燭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鬱愛國之誠而國之不顛覆者亦僅。澄清無術，空揮三舍之戈。和平誤人，錯鑄九州之鐵……雖名義同於守府，而號令不出都門，瞻望前途，莫知所屬，何忍久居高位，自誤以誤國家。”他自從發了討伐令，罪己詔和辭職電後，收拾時局的能力全然喪盡，以往騙得的對西南的“信譽”一掃而光。“和平統一”政策也隨之成為泡影了。
1918年3月，督軍團要求段祺瑞出山，馮國璋被迫再次請段祺瑞組閣，但段祺瑞卻假意不肯。於是，他主動向段祺瑞訂城下之盟，表示今後國務院的文件總統不得擅改一字：閣員由總理選用，不必征求總統同意；總統府秘書長由總理推薦；總統府與各省來往電文由國務院核發。這些條件，遠遠超越了責任內閣的權限，這樣，他才把段祺瑞請出來再次組閣。
段祺瑞上台後，繼續推行武力統一政策。馮國璋則陽奉陰違，表麵上不見客，也不辦公，一切從不過問，而背後仍從中作梗。8月7日，代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在衡陽首先發難，公開通電指責武力統一是“亡國之策”，提倡“和平”。21日，吳佩孚又領銜通電，請馮國璋頒布全國一致罷戰令。長江三督則提議先解決時局而後選舉總統。段祺瑞認為，這一切都是馮國璋的陰謀，置之不理。10月，段祺瑞操縱安福國會以馮國璋代理總統期滿為由，將他趕下了台。他未下台時一再要求辭職，而當被段祺瑞及其皖係趕下台後，又極端不滿。他為了發泄不滿，發表了一個報告自己代理總統情形的通電說：“查兵禍之如何醞釀，實起於國璋攝政之前，而兵事之不能結束，則在國璋退職之後，其中曲折情形，雖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國璋無德無能之所致。兵連禍結，於斯已極……人非木石，寧不痛心？”還說今後“絕無希望出山之意”。他下台之後，段祺瑞也虛晃了一槍，來了個自動辭職。然而這種戲法並沒有消除直係和皖係軍閥之間的矛盾。馮國璋仍想再拚一場，他給身邊的親信說：“我們這次栽給芝泉，不算什麼，以後再看我們的。”後於1919年回河間老家去了，其後，徐世昌坐上了中國政壇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節 徐世昌：以“文”臨“武”
徐世昌居於兩派之間，舉足輕重，一身進退係全局。
徐世昌就職後，副總統虛懸，不願身邊有個跋扈專橫的軍人，時常放出空氣，屬意於南方之岑春煊。
“北有東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這兩個東西，怎樣調和南北。”
徐世昌以“文”臨“武”，周旋於各派軍閥之間，操縱各派爭鬥來維持其地位。
徐世昌看到倒段形勢成熟，於7月4日不顧段祺瑞反對，下令裁撤西北邊防軍總司令。
徐世昌密電召張作霖進京，商議內閣問題。
段馮鷸蚌相爭，徐世昌坐收漁人之利
徐世昌，天津人，字卜五，號菊人，又號？齋。早年結識袁世凱，由袁資助入京應考中舉。1886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先後兼充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1895年，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他兼管營務處，成為袁世凱的主要謀士。1901年，被袁保薦任國子監司業。1903年成立練兵處，他以內閣學士任練兵處提調。次年署兵部左侍郎，後兼會辦練兵處；不久授軍機大臣，巡警部尚書。1907年任東北三省第一任總督、欽差大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1909年被調任郵傳部尚書兼津浦路督辦。次年，再任軍機大臣，授體仁閣大學士。1911年，任奕匡力內閣的協理大臣。武昌起義時，力主起用袁世凱，並赴彰德與袁密謀，挾持清帝讓位，助袁竊取總統職位。1914年任國務卿。袁帝製自為，他辭職退居河南省輝縣水竹村，自號“水竹村人”。被袁封為“嵩山四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