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曾企圖把政治會議直接變為造法工具，但作為谘詢機關的政治會議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便建議袁另組造法機關，定名為“約法會議”。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約法會議便由此產生。從此，約法會議即本“修正憲法而以拘文牽義為戒”的原則，成為推翻《臨時約法》，重新炮製袁氏獨裁所需新約法的專門機構。12月22日黎元洪領銜之通電又為袁氏改造約法之張本。
1913年10月下旬，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製訂的憲法草案（即有名的“天壇憲法”）完成，袁世凱很不滿意，認為該草案所訂國會對總統及行政官吏的幹涉、限製太多。25日，袁通電各省軍政長官，反對憲法草案。11月1日，黎元洪即致電中央及各省，步袁後塵，聲嘶力竭地反對“天壇憲法”。所陳述理由完全與袁25日通電相同，即就袁所述國會限製行政權力的四個問題加以發揮和補充。接著，江西都督李純、四川都督胡景伊、廣東都督龍濟光等也都發表通電，步黎後塵，反對“天壇憲法”。於是憲法起草委員會於11月10日即被迫自行解散。約法會議組成後，很快，按照“隆大總統之權”的原則，一部給袁世凱以獨裁總統權力的《中華民國約法》（又稱“新約法”）在袁的授意下，於5月1日公布施行。
5月26日，袁發表黎為參政院院長。6月20日，參政院正式開院，國務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凱到院致頌詞，由黎元洪致答詞之後，又以參政院院長的身份，發表演說。首先為袁解散國民黨和驅散國會開脫責任；又為參政院的成立縫製遮羞布：“此製參合各國先例，又不違背我國國情，故其法至善。”最後講了參政院的性質與責任：“第一層參政院備政府谘詢就是政府自身機關，對於政府要盡力輔助，使成個強有力的政府”；“第二層參政院即行使立法職權，就是代表人民……（故應）嚴守共和的真諦，一方麵擁護政府，一方麵催促政策之實行，才算盡我們的天職。”22日中午，袁世凱在懷仁堂宴請參政院長及全體參政，國務卿徐世昌及各部總長、政事堂參議等均在座。因黎表示以後親到參政院主持會議，袁特將自己所乘四麵鑲鑄鋼鐵之汽車贈黎，以保證其安全。
參政院雖名為代行立法院，實則毫無民意的影子，完全是袁世凱個人的谘詢機構。據當時報紙記載，1914年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會議，都是由黎主持的。所以，無論黎內心如何想法，客觀上，對袁可作終身總統的“大總統選舉法”的出籠是難以推卸責任的。至於擁袁稱帝，黎確實未參與，而且消極抵製。
經過1914年袁記新約法的公布和實施，特別是修正後的大總統選舉法的公布，使袁無論在事實上和形式上，已成為終身獨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袁欲行帝製自為，便已成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據黎元洪長子重光回憶，袁稱帝前，曾征詢過黎的意見：“有一次袁問我父說：‘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樣？’接著又馬上表白：‘這些人當然是胡鬧。’我父就告訴他：‘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從此以後，他就不再與我父談起做皇帝的事了。”
大體說來，對於袁世凱複辟帝製，黎是反對的。但又畏懼袁的淫威，不敢公開表示反對的態度，隻在行動上進行消極抵製，1914年5月做了參政院長後，立即提出辭去參謀總長職務，未獲準；1915年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後，再次提出辭參謀總長職，仍未獲準。雖不獲準，卻不理事，很少到參謀部去，次長陳宦經常到他府上將參謀部的事向他念叨念叨，不念叨，他也不去問；念叨了，他也不做任何表示。對於參政院的會也漸漸地少去參加。8月下旬由於籌安會的鼓動，全國已有8個省以“公民代表”名義，向參政院投遞了改革國體的請願書。參政院照例每年7月下旬休會（避暑），至9月1日開院。8月30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辭參政院長職，聲明“此次會期，決不到院與聞立法職權範圍外之事。”籌安會成立以後，黎惟一參加的一次參政院會議是9月6日的茶話會，因為袁世凱的代表楊士琦要在這次會議上發表對帝製態度的宣言書。黎元洪因一時未搞清袁世凱的真意，特來主持參政院茶會，以為喧囂一時的帝製運動或可煙消雲散。但很快就知道這是對袁宣言書的誤解。十多天後，9月19日，帝製派頭目梁士詒發起成立請願聯合會，發動更大聲勢的改革國體請願，袁世凱的真意就更清楚了。黎從此閉戶，再不出席參政院會議。10月2日，參政院秉承袁改國體要“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之旨，決議召開國民代表大選舉。國民代表、國體投票、各省推戴等等種種荒誕離奇的活劇一幕緊接一幕地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