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製改革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1984年上半年，形勢的發展，要求對經濟工作及時作出新的決策。前幾年，我們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的時候，必須把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上麵，改革要為促進調整服務；同時，改革工作的重點則首先是放在農村，城市中的體製改革隻能是初步的。到1984年上半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已接近完成。為了促進國民經濟更好地發展，客觀上有必要也有可能把經濟工作的重點從調整轉到改革上來；同時，經過幾年努力，農村中體製改革已經取得很大成功，城市中體製改革也取得了初步經驗，需要把改革工作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在這種形勢下，1984年5月中旬召開了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這次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形勢，決定今後在經濟工作中要著重抓好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這兩件大事。城市中體製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對外開放的步子要加大，在辦好經濟特區的同時，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省。全國經濟工作的重點從調整轉向改革，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一個體製改革全麵展開的形勢展現在我們麵前。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寫成《加強學習，迎接經濟體製改革的新形勢》一文，向幹部群眾宣傳要認清形勢，更加自覺地投身到改革洪流中來。
在經濟發展和體製改革新形勢麵前，原來黨的十二大通過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越來越顯得不能適應推進改革的需要。在農村中，實際上已經不是計劃經濟為主了；在城市中，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逐漸縮小，市場調節的範圍不斷擴大。這時，一部分同誌開始提出意見，認為還是應當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主張恢複1980年“體改辦”《初步意見》中的觀點和改革思路。在1984年7月份，經濟研究中心馬洪同誌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位研究人員，寫了一篇題為《關於社會主義製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的文章，分送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誌。文中批評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認識，認為應當重新肯定在1982年時被否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這篇文章得到中央一些老同誌的稱讚。與此同時，我還宣傳，現在到了價格改革的“黃金時代”，要求加快價格改革的步伐。因為理順價格，是使企業麵向市場、增強活力、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關鍵。
在理論界建議恢複有計劃商品經濟提法的同時，9月9日，趙紫陽總理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建議就經濟體製改革的三個原則問題（計劃體製問題、價格改革問題和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進一步確定黨的方針。他在這封信中，“建議把我國的計劃體製概括為以下四層意思：”
（1）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2）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隻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
（3）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
（4）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現在來看，這封信雖然由於力求同過去的提法相銜接而有許多不徹底的地方，但是突破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定式，對於促成全黨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及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方針起了重要作用。在我們國家，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認識的轉變隻能是逐步的。
這封信還強調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配合計劃體製的改革，必須進行價格改革；同時要求改革國家的經濟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要運用經濟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這封信得到政治局常委的同意，成為起草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的依據。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經過六天準備會議的充分討論後，通過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決定》的一個最重要的進步，就是正式改變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明確指出：“改革計劃體製，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決定》中對於計劃體製的四點概括，同趙紫陽同誌的信比較，其中第一點作了修改，改為“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在各方麵的改革中，《決定》突出的強調企業體製改革和價格改革，指出“增強企業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環節”，“價格體係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決定》還指出：“越是搞活經濟，越要重視宏觀調節，越要善於在及時掌握經濟動態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杆，以利於調節社會供應總量和需求總量、積累和消費等重大比較關係，調節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調節產業結構和生產力的布局，調節市場供求，調節對外經濟往來等等。我們過去習慣於用行政手段推動經濟杠杆，並且把領導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到這一方麵來，應該成為各級經濟部門特別是綜合經濟部門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