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我還寫文章宣傳價格調整的必要和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直采取穩定物價的方針，到1978年，物價平均增長不到1%，1979年開始提高八類重要副食品的城市銷售價格，物價上升較多，雖然國家對消費者給予補貼，但意見仍很多。1984年7月，我發表《怎樣看待物價和人民生活》一文指出消費品適當提價後推動了生產迅速增長，供應大大增加。1978年豬肉的人均銷售量為27.4斤，1979年提價後增至34.8斤，許多城市從限量供應變為敞開供應，雞蛋等也是如此。究竟是壓低價格、阻止生產發展造成市場缺貨從而限量供應好呢，還是適當提高一點價格、鼓勵生產發展滿足市場需要從而敞開供應好呢，我看後者比前者好。這篇文章有說服力。國務院指示《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上發表，書記處又指示電視台播放采訪錄像。之後收到不少群眾來信，多數讚成我的意見，個別則表示不滿。
經濟研究中心抓的另一個大問題是對外貿易體製的改革。在1980年我去香港講學時，看到對外貿易體製問題很大。過去香港對外貿易由外貿部的華潤公司獨家經營，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不但不能直接經營外銷，連國外市場價格情況也向出口企業保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務院批準若幹地區、部分企業可以自己進行對外貿易，香港一下子成立了幾十個（後來發展到幾百個）外貿公司或辦事處，在香港市場上削價競銷，損失很大。在講學時有人詢問我國的外貿政策，我答過去的獨家經營和現在的自相殘殺都不對，應當改為“統一管理、聯合經營”。後來原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周建南同誌向經濟研究中心提出他對外貿體製改革的意見，說得不到外貿部的同意，雙方意見分歧，所以請經濟研究中心來研究。
1983年，外貿部向國務院報告他們的體製改革方案，國務院否定了外貿部的意見，要求經濟研究中心幫助外貿部另訂方案。外貿體製的改革牽涉到外貿部與中央各部門的關係、中央與各地區以及與各出口產品生產企業的關係、出口口岸與鄰近各省的關係等，確實非常複雜。我又請徐雪寒同誌（他在50年代初曾任外貿部副部長）幫助開會研究，提出統一管理、聯合經營的方針。開始時外貿部怕提統一管理會受到各省市的反對，我說你們不敢提我們來提。在談到聯合經營時，外貿部又想走獨家經營的老路。經過反複研究，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案。對這一折衷方案我是不滿意的，後來我在《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文第八節“對外貿易管理體製的改革”中說明了我的看法。
當時，外貿部是一個最大的虧損部門，原因是進出口商品作價不合理。早在60年代我任物價委員會主任的時候，國內產品的價格一般都高於國外市場的價格。由於貨幣彙率定得太低，外貿部出口商品虧損很大，要求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來彌補虧損，以進養出。物價委員會建議提高彙率，又得不到銀行的同意。所以規定進口商品的價格改按國內價格計算，借以保護國內的工業生產，並一舉消滅了十多億元的外貿虧損。現在時過20年，國際市場價格頻頻上升，國內價格大都未變，國外價格已經顯著地高於國內價格。仍按國內價格計價，外貿部代理進口商品發生嚴重虧損。1984年國家對外貿虧損的補貼已經超過40億元，所以建議改變進口商品的作價辦法，改為外貿部代理進口，按進口成本作價，借以減少外貿虧損。在出口商品方麵，許多地區為著完成出口任務，在國內高價購進，到國外低價賣出，虧損國家補貼。這些作價辦法，應當迅速改變。
經濟研究中心還研究了企業工資製度改革問題。從1982年第四季度起，我們邀請在京專家學者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誌，討論企業工資製度改革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提出以下原則意見：“第一，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克服平均主義現象。第二，勞動報酬要和企業的經營成果掛鉤，能升能降。第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要使職工工資有計劃按比例地增長，要統籌安排積累和消費比例，使職工工資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應增加。第四，要逐步改革工資管理製度，使企業享有一定的分配自主權。”這些意見，特別是後三條意見，引起了有關方麵的高度重視。
1983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組織力量調查研究十個問題，經濟研究中心參加了其中六個問題的調查工作。這六個問題是計劃工作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利改稅、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和外貿體製改革問題。在一段時間內，經濟研究中心的骨幹積極參加了分別由張勁夫、田紀雲、胡啟立等同誌領導的這六個改革小組的工作。
以上是1982-1984年初經濟研究中心大量研究工作中幾個重點問題。現在來看，我們當時提出的意見是符合改革的正確方向的。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以後，我們對上述各方麵改革的設想又深入了一步。在研究過程中，我深深感到，經濟體製的改革，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我們既要抓住搞活企業這個中心環節，又要抓緊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改革的配套措施。國民經濟各部門是互相緊密聯係的整體，各部門各自進行改革，如果沒有共同的目標，忽視相互配合，就有可能互相牽製。有些改革解決了這方麵的問題，又在其他方向產生新的問題，出現新的困難。因此，我們既要深入研究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方向目標，又要全麵地研究各部門各方麵改革的具體措施，使之相互配合。有鑒於此，1983年夏，我在煙台寫了一個題為《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管理經濟》的小冊子（初稿），對計劃、財政稅收、銀行金融、價格、勞動工資、商業物資流通、外貿等各個方麵的改革，作一次通盤的綜合探討。當時有關部門正在研究體製改革的總體規劃，我把這個小冊子在內部印發，供他們研究具體規劃時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