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1982年5月我受命組織關於體製改革理論問題的討論時，感到相當為難。這次討論要由我來作動員報告，我必須表態，是讚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呢？還是讚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方麵，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麵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文件有關規定。這樣，在5月4日所作動員報告中，我說過去三年大家在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進行的理論探討，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片麵性和缺點，主要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這一方麵常常有注意不夠的地方。報告中我對自己在1980年講計劃調節“大部分要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的觀點作了自我批評，表示“這個說法有毛病”。不過，我向大家提出一係列需要討論的問題，而且強調討論必須是健康的同誌式的切磋。我講了以後，有的同誌私底下有意見，認為在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問題上，我不應後退。現在看來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我當時在理論上的後退，有主觀原因，當時自己對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得還不深入、認識還不堅定。這次討論持續四個多月，討論中部分同誌繼續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商品經濟，指令性計劃應大量縮減，改革的方向應是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是，這種聲音比過去是減弱了。
當時國外不少國際友人和經濟學家，對我國體製改革產生了懷疑，認為前兩年我們強調商品經濟和市場調節，而現在強調計劃經濟和指令性計劃，看來方向是變了，要走回頭路了。在1982年5月“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第二次年會上，以及7月份經濟研究中心和國家體改委在莫幹山同世界銀行邀請的外國著名經濟學家合開的“經濟體製改革討論會”上，不少外國朋友提出這類疑問。我在會上針對這類疑問進行了解釋（如5月3日我作了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發言）。我對兩個不同的方針在理論上折衷調和，盡力自圓其說，同時我著重強調我國實際改革工作並沒有後退，指令性計劃範圍仍在逐步縮小，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範圍在不斷擴大。現在來看，我當時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的解釋是很勉強的，但是關於改革方向不會變、改革實踐仍在繼續前進的分析，卻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莫幹山是我國著名的風景區，有翠竹千頃，景色宜人，劍池飛瀑最為幽勝。我早起散步遊劍池，曾賦詩抒情：
幽穀飛瀑滌俗塵，
林泉深處養勞神。
文山會海無已付，
不如偷閑理經綸。
改革開放疑難多，
中外賢哲共琢磨。
莫道胸懷千頃竹，
老馬豈能盡識途。
9月1-11日，黨召開了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同誌在開幕詞中闡述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大會提出為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而奮鬥的綱領，確定了分兩步走在本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和戰略部署。這是這次代表大會的重大成就。對於經濟體製改革問題，大會強調在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的同時，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在總體構思上仍規定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而在具體設想中則采納了對許多產品和企業要實行指導性計劃的主張。在政治報告中雖然要求在較大範圍內保持指令性計劃，但同時指出：“由於我國還存在著多種經濟形式，由於對社會的各種複雜需求和大量企業的生產能力難以作出精確計算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計劃之外，對許多產品和企業要實行主要運用經濟杠杆以保證其實現的指導性計劃。”“至於各種各樣的小商品……可以讓企業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靈活地自行安排生產”。由於大會在計劃和市場問題上有所前進，所以十二大以後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是繼續向前發展的。
我們國家從行政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大轉變。我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會有一個過程，有發展也有曲折，有前進也有停滯。但是綜觀十多年的改革進程，在我們黨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引下，黨的領導十分堅強，我們的認識在實踐基礎上是逐步前進的。盡管認識有先有後、利益調整中有得有失、對改革方法和途徑也時有不同意見，但是通過實踐探索，能夠比較和諧地逐步取得共識，在政治上保持安定團結，這是迄今我國改革開放發展中的一大優點。
十二大閉幕以後，在9月25日，我根據十二大精神，對這次從5月開始的理論討論會作了總結性發言。我說：十二大胡耀邦同誌的報告，實際上對我們前一階段理論討論作了總結。作為一般性理論討論現在可以告一段落，下一步我們要把重點轉到專題討論上來，特別是要著重研究如何推進計劃體製以及財政稅收、銀行信貸、物價和勞動工資等方麵的體製改革。因為指導性計劃主要是靠財政稅收、信貸利率、價格等經濟杠杆的運用來實現，在經濟杠杆未能正常發揮作用之前，是無法實現指導性計劃的。進一步推動改革，要求我們盡快健全間接宏觀調控必須運用的經濟手段。在十二大以後，我們經濟研究中心就把研究的重點，放到計劃、財政、銀行、物價、外貿等方麵體製改革的近期可行措施上。